上市公司以公司章程阻擊反收購再次引發市場爭議，并被交易所問詢其是否違反公平原則。麥趣爾成為最新案例。

    1月31日，深交所向麥趣爾發出關注函稱，公司在擬修訂《公司章程》中對“惡意收購”進行了界定，是否符合相關法律法規的規定、違反公平原則、不當限制股東依法收購及買賣公司股票權利。

    上海證券報記者注意到，麥趣爾對“惡意收購”的定義不僅嚴格，而且對董事提名、任職資格、換屆提出更高限制。隨即，深交所追問公司此舉的法律依據及合理性，是否存在利益輸送等情形。

    “上市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阻擊相關收購的現象屢屢出現，原因是這種做法的負面成本低。”華東政法大學虞偉慶金融法律研究院執行院長伍堅表示，證券監管部門應積極對相關市場亂象加以約束，引導上市公司采取科學合理的方式提高公司治理水平，實現高質量發展。

    界定“惡意收購”遭質疑

    麥趣爾擬修訂的《公司章程》顯示，惡意收購是指在未經告知公司董事會，并取得全體董事會三分之二以上同意的情況下，收購方謀求或取得公司控制權，或對公司決策有重大影響力而實施的行為。

    麥趣爾表示，經董事會決議做出認定，判斷一項收購是否構成章程所述惡意收購的最終依據。其中，麥趣爾認定收購方采取的方式，包括二級市場買入、協議轉讓方式受讓公司股份、通過司法拍賣方式受讓公司股權、通過未披露的一致行動人收購公司股份等。

    深交所要求麥趣爾說明，對“惡意收購”界定的法律依據，并說明董事會有權認定是否屬于惡意收購的法律依據及合理性，是否符合公司法及《上市公司治理準則》等法律法規中，關于上市公司董事會職權和議事規則的有關規定。

    “首先要區分‘惡意收購’和‘敵意收購’，應該中性看待投資者入股行為。”伍堅認為，“惡意收購”帶有濃厚的負面評價，準確來說不應使用該概念。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教授鄭彧表示，從法律意義上講，收購并無“善意”與“惡意”之分。從證券交易上講，股東之間“你情我愿”的交易行為只要符合法律法規，不應受到董事會或公司層面的直接限制。

    2月1日，記者致電麥趣爾證券部，對方未接聽電話。

    交易所問詢反“惡意收購”措施

    針對“惡意收購”，麥趣爾在擬修訂《公司章程》中給出多項限制措施。其中，麥趣爾對董事提名、任職資格、換屆要求提出更高限制，包括“在惡意收購的情況下，新改組或換屆的董事會成員，應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原非獨立董事會成員繼續留任。”

    對于股東權利，麥趣爾在擬修改的《公司章程》規定，通過證券交易所的證券交易，投資者持有或通過協議、司法拍賣、其他安排與他人，共同持有公司已發行股份達2%時，應在該事實發生之日起3日內，向公司董事會作出書面報告。

    深交所要求麥趣爾說明，公司擬修訂《公司章程》的原因、背景，以及是否已出現控制權爭奪的風險。上述條款是否存在不當限制股東權利的情形，是否存在不合理地維護現任董事及高管權利與管理者地位的情形，是否損害投資者合法權益等。

    目前，麥趣爾的董事會成員中，董事長李勇與董事、總經理李剛，為一致行動（含協議、親屬、同一控制）。同時，麥趣爾實際控制人李勇，與麥趣爾控股股東新疆麥趣爾集團有限責任公司（簡稱“麥趣爾集團”）是一致行動人。

    自2022年至今，麥趣爾集團所持麥趣爾的股份比例逐步降低。2023年1月30日，麥趣爾公告，麥趣爾集團所持公司11.73%的股份將公開拍賣。若拍賣完成過戶，麥趣爾集團的持股比例將變為22.30%。

    “不贊同為了某一方股東利益，采取偏向某方股東的反收購創新措施，反收購措施的一切根源是‘為了公司’‘保護公司’。”鄭彧表示，要合理地設計反收購措施，前提是有合格、盡職的董事。這些董事不代表單個股東意志，只基于公司整體利益進行判斷和決策。

    專家呼吁不應濫用反收購條款

    記者注意到，從2017年至今，多家上市公司通過修訂《公司章程》部分條款，試圖引入反收購條款。其中，部分上市公司在被問詢后，取消了修改《公司章程》計劃。

    以寧波中百為例，2018年5月5日，公司根據控股股東相關函件要求擬修改《公司章程》，包括“繼任董事會成員中應至少有三分之二以上的原任董事會成員連任”等。

    2018年5月7日，上交所就上述事項下發問詢函。寧波中百在隨后的股東大會上，取消了涉及《公司章程》修改的議案，理由是控股股東經過內部反復討論與論證，認為提案部分條款的合理性有待進一步研究。

    不過，部分上市公司被質疑后，仍修改了《公司章程》中部分涉及惡意收購的條款。東方精工2020年3月12日披露《公司章程修正案》，涉及多項“惡意收購”條款。2020年3月13日收到交易所監管函件后，之后在股東大會上仍通過了修改《公司章程》的議案。

    “上市公司在《公司章程》中增加反收購條款不是不行，但一定要有充足理由，不能濫用反收購條款。”鄭彧認為，在真實維護上市公司獨立決策、自主運行的前提下，上市公司為了公司利益，可以考慮引入保證公司管理層或業務穩定的反收購條款，適度進行反收購措施的本土化創新。前提是這類創新在設計和論證過程中，必須遵守公司法和證券法的基本理念、原則和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