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主要是進行總量調控，與宏觀審慎政策、結構性改革配合使用方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應當以我為主，主動作為，強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關注金融市場開放可能對資本流動帶來的影響，強化宏觀審慎監管，更好地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

    2008年金融危機對全球經濟造成重創，危機后，各國為刺激經濟復蘇紛紛實施了寬松的貨幣政策。時至今日，上一輪全球貨幣寬松的負面效應還未消除，新一輪寬松浪潮又已來襲。近幾年來，包括歐元區、日本及部分北歐國家在內的多個國家均實施了負利率政策。回看2019年，全球經濟增長乏力，通貨膨脹低迷，諸多國家紛紛降息且央行鴿派態度盡顯，在負利率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伴隨著美聯儲今年以來連續多次下調聯邦基金利率目標區間水平，以及歐央行重啟量化寬松，全球正在呈現出一股向負利率時代進發的強勁趨勢。

    負利率漸趨失效

    各個國家實施負利率政策的目標有所不同。目前實施負利率政策的經濟體中，瑞典、歐元區及日本是由于本身經濟體基本面有所惡化，為了刺激本國經濟發展，故而實行負利率政策；瑞士和丹麥則主要是為了穩定幣值，保持與歐元之間的匯率穩定。

    從實際效果來看，歐央行與日本央行自2014年實施負利率以來，通脹預期及經濟增速均未出現明顯改善；丹麥2012年實施的較為溫和的負利率政策使得其信貸總體情況有所改善，但2015年再次實施程度更深的負利率之后，信貸狀況反而惡化，銀行貸款利率也并未進一步降低。到2015年中，丹麥的非金融企業新增貸款利率較2014年底上升了約20個基點，家庭新增貸款利率上升了60個基點，與預期的政策效果有所偏差。

    受制于貨幣政策傳導的低效性及實施時間較短等因素的影響，目前對于負利率政策的長期效果尚不能做出定論，但可以根據各國實踐情況對其影響進行觀察評估與理論上的思考，進而審慎決策我國的貨幣政策調控方向。

    伴隨全球央行降息空間的相繼枯竭，低利率或負利率環境的持續可能將使貨幣政策的邊際效果不斷減小，并最終趨于失效。日本和歐元區負利率實踐也表明，如果沒有結構性改革而單純使用負利率政策，貨幣政策的刺激效應將十分有限，且有可能加劇經濟發展的內部不平衡，延緩經濟調整進程，使得結構性問題日益嚴重。當前，人口老齡化、技術進步停滯、債務高企等原因導致全球經濟增長動力匱乏，這是基本面的根源問題所在，僅依靠貨幣政策的刺激推動經濟發生根本性的好轉恐怕并非易事。

    以我為主主動作為

    全球負利率的蔓延，一定程度上提高了人民幣資產的吸引力，我國十年期國債收益率超過3%，吸引了國際資金的增配。但在資本市場逐步開放的大背景下，我國也因此面臨更為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外部資產配置難度加大，且要注意其他國家政策外溢性對我國的影響和沖擊。

    應當認識到，貨幣政策穩健性是當前我們應當堅守的立場，我國是目前為止少數沒有量化寬松、零利率、負利率的國家，應珍惜常規貨幣政策空間，并進一步疏通貨幣政策傳導機制。今年以來，我國進一步深化金融供給側改革，利率市場化穩步推進，推出新的貸款市場報價利率形成機制，努力降低實體融資成本，但最終傳導效果和后續推進節奏還有待觀察。

    貨幣政策主要是進行總量調控，與宏觀審慎政策、結構性改革配合使用方能更好地發揮作用。應當以我為主，主動作為，強化對國際國內金融形勢的認識，關注金融市場開放可能對資本流動帶來的影響，強化宏觀審慎監管，更好地維護金融體系的穩定。同時，要進一步梳理供給側存在的制度性問題，從基礎制度入手，更大發揮積極財政政策在優化結構、減稅降費等方面的重要作用，為創新營造積極的制度環境，全面提升產業發展水平，以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長遠目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