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8年4月12日，國家金融與發展實驗室、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及金融法律與金融監管研究基地聯合召開“監管框架調整的系統性風險邏輯——暨《中國金融監管報告2018》發布會”。報告指出，目前中國PPP主要的風險點在于地方政府債務風險和央企杠桿率。防范PPP風險，重點在于規范PPP，引導PPP回歸本質。

    第一，建議針對重大PPP項目建立多級政府資本金共擔機制，緩解政府資本金投入不足問題。當前市或縣一級政府為單位參與和監管各自的PPP項目的投資、實施和運營等過程，存在PPP管理區域分割現象。然而，一些重大PPP項目不僅關系單個市縣，而且是關系到一個省，甚至是一個跨省區域。這樣的重大PPP項目通常需要的很大資本金，往往給單個市縣政府造成較大財政壓力。因此，根據事權與財權相匹配的原則，建立多級政府資本金共擔機制，對影響范圍廣的重大PPP項目納入統籌管理。比如呼和浩特1號、2號地鐵項目，是內蒙古自治區十三五規劃內重要的軌道交通項目，資本金需求量大。對此樣的項目，不能僅依靠呼和浩特市政府的財政支出，內蒙古自治區層面也應制定方案，予以專項的轉移支付。

    第二，增加PPP規范力度，提高入庫項目標準，對社會資本方資本金到位或穿透后是否自有資金情況進行監督，對長期不到位的項目予以清庫，提高落地率。加強規范PPP項目是防風險的需要，好的PPP項目應該有長期按效付費機制，而不是過度依賴政府付費項目。

    第三，建議從國家層面進一步明確界定傳統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領域的范圍，避免地方財政廳和發改委在PPP管理和監督方面職責重疊。從調研反饋來看，無論是地方政府和社會資本方，還是咨詢公司，都無法清晰區分某些PPP項目是屬于哪個領域。PPP項目的多頭管理現象還是普遍存在。

    第四，建議細化政府補貼測算公式，增添其他類型政府補貼測算公式，建立具體行業項目明細范本。21號文中規定的政府補貼計算公式中，項目全部建設成本、折現率和合理利潤率等概念模糊，在實際操作中存在爭議，應進一步明確。另外，在PPP項目實際操作中，很多項目已經是利用另一種補貼計算公式計算，而且有很多項目適合利用等額年金法計算。因此，制作針對每一種類型項目的政府補貼計算范本明細是必要的，可以為地方實操提供直接指導。

    第五，規范央企和地方國企參與PPP行為，避免代理問題。在去杠桿背景下，國資委對央企的資產負債率有嚴格限制，在192號文中明確指出“納入中央企業債務風險管控范圍的企業集團，累計對PPP項目的凈投資不得超過上一年度集團合并凈資產的50%”和“資產負債率高于85%或近2年連續虧損的子企業不得單獨投資PPP項目”。為了規避國資委的桿桿率監管，央企和地方國企在參與PPP項目時，經常不作為大股東，而是讓金融機構等其他經濟主體成為大股東。但是在這個PPP項目中，央企是起著主要的建造、運營等主要作用。這就出現了代理問題，增大PPP項目的失敗風險。因此，引導央企量力而行，抓PPP項目質量，而非數量。

    第六，對PPP項目中的財政支出責任進行風險監控。應將PPP項目中的政府財政支出責任，統統納入地方財政風險測試的范圍，盡可能對地方財政風險測試實施較統一的指導意見。由于支出責任未能履行而引發政府債務的情況，在現實中具有不確定性，其發生的金額大小可以按照《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項目財政承受能力論證指引》風險承擔的測算金額確定，作為重要事項在綜合財務報告附注中揭示。在中期預算制度和政府綜合財務報告制度尚未健全的情況下，對于單純政府付費式的PPP模式應謹慎推行。嚴格監管財政補貼的合理性和地方跨期支付能力。對于PPP項目可能出現的“下級政府未及時足額向社會資本支付政府付費”情況，明確究竟是哪方的責任。

    第七，嚴格規范PPP咨詢市場，對咨詢機構設定資質門檻。PPP咨詢市場這兩年迅速發展，第三方咨詢機構數量迅速增加，然而大多數機構都是新轉型從事PPP咨詢行業，人員素質參差不齊，惡性競爭時有發生。因此，建議加快建立PPP咨詢行業協會，研究制定行業咨詢標準，發揮行業自律管理作用，規范魚龍混雜的第三方咨詢市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