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超大規模城市治理已有豐富管理經驗的上海，近來提出要全面推進這座城市的數字化轉型，目標是要打造具有世界影響力的國際數字之都。以“國內大循環的中心節點、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戰略鏈接”為最新定位的上海，正以時不我待的精神謀求自我轉型與發展，以期在“十四五”時期乃至2035年的遠景目標實現過程中，形成能夠確保跨越式發展的內生性驅動力。

    上海為什么要提出城市作為一個整體的數字化轉型？上海本輪的戰略設計將在多大程度上引領這座城市的產業變革與發展升級？處于數字化轉型中的上海如何在把準當今世界產業與技術發展脈搏的基礎上，以深層次的自我革命與對未來發展趨勢的前瞻性把握，確立自己在21世紀上半葉的競爭優勢？這些不僅是擺在決策者和執行者面前的重大課題，也是關乎每一位市場參與主體與廣大市民切身利益的現實命題。

    從上海的轉型發展動力來看，新冠肺炎疫情作為外部變量，本身并不構成這座城市數字化轉型的內生性動力，但是城市管理者卻通過應對疫情的實踐探索深切感受到加速推動數字化轉型的迫切性與巨大發展機遇。上海一年來的疫情防控經驗表明，其已能在精準化管控風險的同時，又能做到城市的有效運轉，這不僅體現在基于“一網通辦”和“一網統管”基礎上的大數據排篩能力與終端應急反應模塊的高效率運轉，也從上海在過去一年里迅速切換經濟發展模式，包括基于數字化轉型催生的各種新業態、新模式、新場景應用等，大大激活了城市作為經濟和社會生態系統的自我修復與平衡能力。概言之，經濟高度外向化的上海，能在2020年實現1.7%的經濟增速，與新一代信息技術產值增長6.2%的及時補位密切相關。

    從上海正在大力推進“五個中心”建設（國際經濟、金融、貿易、航運和科技創新），全面強化“四大功能”（全球資源配置、科技創新策源、高端產業引領和開放樞紐門戶）的內生性要求來看，數字化轉型不僅是推進“五個中心”建設、強化“四大功能”的基礎性條件，也是上海在紐約、倫敦、東京、新加坡等全球或區域性城市的數字化生存與發展競爭中獲得先導性優勢的關鍵之舉。

    近年來，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新加坡等紛紛提出數字化發展圖景并給出了具體的路線圖，尤其是美國、新加坡正在全力提升數字經濟競爭力。上海社科院的一份最新的研究報告顯示，中國在數字產業競爭力方面保持領先趨勢，但在數字創新和數字治理方面存在短板。報告還指出，上海作為長三角地區的龍頭城市，數字經濟總量已接近2萬億元，占GDP的比重近55%。整個“十三五”期間，上海數字經濟產業年均增速超過20%。

    具體而言，上海正在加快建設的國際經濟中心、國際貿易中心、國際航運中心、國際金融中心以及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科技創新中心，都離不開以大數據、人工智能為基礎性條件的數字技術及相關產業的支撐。上海近年來加快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和制造業的深度融合，以及“5G+AI+工業互聯網”協同創新、工業互聯網和消費互聯網“兩網貫穿”，以形成一批引領性工業場景，并在面向醫療、金融、交通等融合發展的重點領域、重點應用場景等方面，推進人工智能新產品新技術的普及應用。加之目前已有逾200家企業在上交所科創板上市，說明政策制定者不僅希望通過科創板的制度設計與執行，為包括高新技術產業和戰略新興產業在內的高潛力公司提供合理有效的估值和資金支持，更希望在上海誕生出“硅谷+華爾街”式的技術嫁接資本的新模式。顯然，科創板的成功運行，結合臨港新片區以“科技創新+高端產業”為驅動，在形成全鏈條“智造港”方面不斷取得的新突破，有望鍛造出從陸家嘴到臨港新片區的超大規模數字產業集中帶，進而推升上海在21世紀上半葉的全球競爭力。至于因疫情倒逼而加快發展的數字貿易，也有望成為臨港新片區在全球新一輪貿易分工中獲得競爭優勢的重要領域。上海港集裝箱吞吐量已連續11年保持世界第一，所積累的大量工業數據、貿易數據和金融數據，如果能在一體化的數據平臺上，通過大數據、云計算、人工智能加以運用，將能很快形成數字貿易的便利化體系，從而為做大做強數字貿易產業集群奠定扎實基礎。

    最后，從上海經濟發展的能級來看，在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下，上海如何以城市數字化轉型為契機，以更加開放的姿態、更具前瞻的思維，更加敏銳的技術判斷能力，在把準當今世界產業發展脈搏的基礎上，以深層次的自我革命謀求二、三產業發展的重大突破，培育一批千億元級乃至萬億元級的支柱產業，已是刻不容緩的戰略命題。基于此，上海亟需加快推動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制造業的深度融合，

    結合在金融市場尤其是人民幣資產配置與定價、研發設計、高端制造、系統集成、全球供應鏈管理能力等方面的專業服務優勢，力爭培育出一批高度重視人類未來消費體驗并進行前瞻性研發與測試的獨角獸企業，并著力營造創新生態環境，以形成能批量催生偉大公司的厚實土壤。

    （作者系上海外國語大學國際金融貿易學院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