黨的二十大報告科學擘畫了未來中國的發展藍圖，報告對構建高水平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加快實施創新驅動發展戰略等方面的詳細部署，蘊含著各類企業未來的發展機遇。證券時報記者近日專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副所長張文魁，圍繞二十大報告提出的“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等表述，解讀提升我國企業全球競爭力，以及如何更好發揮政府作用的轉型之道。

    “外向競爭的主導性企業將成為增長之梯的踏板。”張文魁在近日出版的《穩增長》一書中指出，在新的發展情境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導性企業來發現有前景的產業，并大力實現這些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全球化競爭。而主導性企業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政府挑選贏家的結果，而是公平競爭的結果。這也意味著，從扶持主導性產業轉到鍛造主導性企業的過程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應發揮的作用也需要轉變。

    二十大報告提出的

    “世界一流企業”面更廣

    證券時報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要“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黨的十九大報告也有類似表述，請問二者有何異同？

    張文魁：黨的十九大報告中提及“世界一流企業”是與國企改革相關，明確“深化國有企業改革，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培育具有全球競爭力的世界一流企業”。黨的二十大報告則提出“完善中國特色現代企業制度，弘揚企業家精神，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這一表述不再只針對國有企業，意味著也鼓勵民營企業朝“世界一流企業”的方向努力。因此，關于“加快建設世界一流企業”有了新內涵，其涵蓋面更廣、包容性更強。

    證券時報記者：您認為世界一流企業應具備哪些特質？

    張文魁：通過國際比較，我認為世界一流企業通常具備以下特質：一是有世界一流的產品。世界一流企業不是單講名氣，也不是單靠規模，核心在于要有世界一流的產品。當然產品的含義比較廣泛，不單單指實物型產品，服務型產品也在內。

    二是有世界一流的生產率。一些企業生產的產品雖好，但是好產品不等于高生產率，二十大報告提出“著力提高全要素生產率”，許多企業都要為這一目標作貢獻，一流企業更應如此。

    三是有世界一流的經濟效益和財務指標。企業可以通過大規模投融資來打造高質量產品，但可能會導致負債累累，甚至是虧損，這存在巨大的經營風險。因此，一流的企業必然注重財務指標和經營效益，我國有一些企業的規模不小，產品也不錯，但經濟效應和財務指標與國際比較會差一些。

    四是有一流的現代公司治理。企業沒有好的公司治理機制，導致存在內部人控制、信息透明度不高，即使產品好、生產率高、經濟效益也不錯，也可能只是短期的。

    更重要的是，真正的世界一流企業，一定是競爭型企業，而且一定是外向競爭型企業，是在大體公平的競爭中打造優秀產品、獲得市場份額、建立產業地位、創造更高價值。

    從主導性產業

    到主導性企業

    證券時報記者：經濟增長的微觀基礎是企業，您認為在加快構建新發展格局的過程中，企業發展發揮著怎樣的新作用？

    張文魁：對后發追趕型經濟體而言，可以從先發國家進口現成的技術和設備，從而大大壓縮技術水平提升和產能形成的時間，在更短時間內實現“壓縮式增長”，推高這個時期的經濟增速。但一旦這個階段結束，經濟增速就會遭遇“去壓縮式增長”的顯著下滑；如果本國的產業創新不能及時補上，經濟增長就會面臨瓶頸。

    一些研究表明，從企業全分布圖來看，中國企業之間的生產率差異之大遠超歐美國家，這意味著，促進生產要素的企業間流動，在我國能有力促進經濟增長。下一步，我們需要將促進經濟增長的較大一部分注意力，從主導性產業移向企業群體中那些具有更高生產率、能夠更快提升生產率的企業。

    如果說在經濟外延追趕階段，還可以較多地依賴產業政策來選擇和支持主導產業，從而提高經濟增速，那么在新的發展情景中，很可能要更多地由主導性企業來發現有前景的產業，并大力實現這些產業的規模化發展、全球化競爭。

    證券時報記者：您說的主導性企業有何特征？主導性企業對于推動經濟發展有何作用？

    張文魁：所謂的主導性企業，不管處于什么行業，它們都會通過持續的守正和創新，提高價值創造能力和市場擴展能力，并有可能孕育出新的細分行業、新的細分業態。總結來說，這類企業往往具有生產率較快、營業額增長較快的“雙快”，以及溢出效應大、示范效應大的“雙大”特征。

    “雙快”特征較好理解，這類企業就像一輛高速行駛的列車，而非一個靜止的龐然大物。“雙大”特征則強調主導性企業對其他企業的引導、帶動作用，如果企業缺乏大的示范效應和溢出效應，即便自己的生產率再高，也只能是一花獨放，而不是百花齊放。但需要注意的是，這種溢出效應不單單指對產業鏈本身上下游企業的關聯帶動，這屬于傳統的產業集聚外溢；新時期下主導性企業的溢出效應將不再限于對特定產業的帶動，而是包羅多種產業生態產生聚合反應。

    因此，在新的發展階段，主導性企業極有可能也是產業集群的群主、產業鏈的鏈主、創新生態圈的圈主。需要指出的是，前述的“群鏈圈”主導性企業，未必一定是行業龍頭企業，但它對未來趨勢有很強的定義力和引領力，對其他企業有很大的號召力和聯合力，對資本和人才有很強的吸引力和黏結力。

    我們的政策重點，要從中觀的產業轉移到微觀的企業，從扶持主導性產業轉到鍛造主導性企業。這些主導性企業，能夠嵌入全球體系，在全球競爭規則中建立較強的競爭力。如果有這支隊伍不斷擴容，就可以使中國經濟以更高質量保持一定增速，在未來一二十年里不斷助力我國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平。

    助力企業發展

    政府有所為有所不為

    證券時報記者：在從扶持主導性產業轉到鍛造主導性企業的過程中，您認為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和作用應有怎樣相應的改變？

    張文魁：未來，主導性產業很可能由主導性企業創造，而不像過去那樣，主導性企業由主導性行業成就。一個自然而然的問題就是，如何尋找主導性企業、是否可以鍛造主導性企業。此時的關鍵，可能還是要真正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政府應該通過營造公平的競爭環境，讓真正具有創新能力和競爭能力的企業脫穎而出，讓它們試錯。實際上，這就要讓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和創新競賽中起決定性作用。市場機制和競爭政策不但應該在一般意義上的產品市場、要素市場發揮作用，也應該在并購重組領域、產業創新領域發揮作用，使生產率更高、競爭力更強的企業可以并購重組其他企業，使創新意識更強、創新試錯與調整機制更健全的企業可以獲得更多資源和空間。

    政府還應致力于產業集群、產業鏈、創新生態圈的發展。這方面，政府仍可以在基礎設施建設、綜合性協調、聚合力提供等方面發揮市場難以替代的作用。同時，政府應致力于促進初創中小企業源源不斷地涌現，并破解要素市場對中小企業天然的“不待見”困局。

    不過，需要強調的是，產業創新生態圈的形成和產生效力，的確應該以市場為基礎，即使不排斥政府發揮適當作用，也需要警惕政府即便以促進者的姿態介入產業創新生態圈，也可能混雜著不當規則和要素錯配，從而產生行政性進入壁壘、偏誤性技術引導和低效性資源使用。二十大報告就強調，要強化企業科技創新主體地位，發揮科技型骨干企業引領支撐作用，營造有利于科技型中小微企業成長的良好環境，推動創新鏈產業鏈資金鏈人才鏈深度融合。

    此外，政府可以從鼓勵企業進行外向型競爭，來發現并鍛造主導性企業。真正的主導性企業，往往是外向型競爭的大企業。鼓勵企業的外向型競爭，既包括開放市場和開放投資，也包括促進企業走出去。一批外向型競爭主動性企業的崛起，不但會在供應鏈方面，也會在創新鏈方面，深深融于全球體系。

    證券時報記者：黨的二十大報告提出，加強基礎研究，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您認為，在攻克所謂的“卡脖子”技術難關的產業科技研發活動中，政府可以扮演怎樣的角色，應注意哪些問題？

    張文魁：在現代經濟中，政府掌握很多資源，也會組織很多項目，更何況政府主導的國防領域是研發最密集、尖端科技最集中的地方，因此政府在促進科技創新方面的作用不可或缺。例如，政府應該擴大其主導的研發工程的開放性，應該及時公開和釋出研發成果以產生溢出效應。當然，已經形成的一個廣泛共識就是，政府應該大力支持教育事業，大力支持基礎研發。不過，對于這個“支持”的界限，共識就少得多。

    從對基礎研發的支持程度看，盡管基礎研發需要政府增加投入，但從科技創新的內在規律看，政府的角色應該越來越局限于資金資助，應該越來越少地介入研發過程，甚至越來越少地檢查資金使用去向和資金使用效果。這聽起來令人難以接受，但真正意義上的科技創新就是那種信息高度不對稱、結果高度不確定的事業，只有創新者本人，才真正知道自己是不是每天致力于前沿領域開拓，但開拓何時突破、是否會形成產業則更不確定。二十大報告提出的“突出原創，鼓勵自由探索”，是比十九大報告多出來的新表述，是二十大報告中極為重要的“增量語言”。當然，政府不能容忍拿著大量政府資助而長期沒有創新成果。因此，最合適的方法，也許就是政府選擇資助那些在孜孜不倦鉆研方面有著良好誠信紀錄的學術人才、研發人員。果真如此，不投機造假、不偷懶耍滑的誠信資本將成為創新時代最重要的資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