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二季度末，中國綠色債券市場存量達1.4萬億元，ESG金融繼續從純綠色金融向轉型金融邁進

    綠色金融規章政策密集出臺、多家銀行設立個人碳賬戶、碳金融創新業務百花齊放……“雙碳”目標提出兩年來，點點滴滴的金融力量正匯聚成一片綠色海潮，滋潤著中國經濟低碳轉型的土壤。

    2020年9月22日，中國許下“力爭2030年前實現碳達峰，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的承諾（簡稱“雙碳”目標），意味著中國經濟全面開啟低碳轉型之路。作為經濟社會發展重要的推動者和支持者，金融機構的綠色轉型也自此按下加速鍵。

    過去兩年來，各項綠色金融政策、標準相繼推出，頂層設計不斷完善，綠色發展理念也越發深入人心。“現在基本每一家銀行都在做綠色金融。”某股份行的一位綠色金融研究人士告訴證券時報記者。“不論能做多少、水平高低，這都是個好事，因為綠色金融市場要真正發展起來，僅靠一兩家機構是推不動的。”

    頂層設計不斷完善

    綠色信貸逆勢增長

    今年夏天，全國各地持續高溫，極端氣候頻發，經濟向綠色低碳轉型越來越成為共識。商業銀行作為綠色金融的主力軍，也從綠色信貸、低碳金融等方面展現多維度擔當。

    近日，工商銀行公布2022年半年度ESG專題報告，成為A股首家披露半年度ESG報告的上市銀行；此前的4月，恒生銀行（中國）發布《2021年環境、社會及治理》報告，則是內地首家主動發布ESG報告的外資本地法人銀行。

    證券時報記者觀察發現，自“雙碳”目標提出以來，氣候風險壓力測試便頻繁出現在各大中資銀行的年報和清單當中。同時，綠色標準制訂和氣候風險評估方面也進展積極，不少銀行正努力完善細節的跟進工作。

    與此同時，綠色金融業務標準制定、信息披露制度和相關產業、不同部門的規章政策密集出臺，頂層設計得以不斷完善。目前，《綠色債券的支持項目目錄》、《金融機構環境信息披露指南》、《環境權益融資工具》、《碳金融產品》等綠色金融標準皆已發布。另外，還有多項標準處于立項或征求意見環節，涉及環境、社會和治理評價等多個領域。

    激勵金融機構配置綠色資產的政策工具也逐步落地。例如，財政部將綠色信貸占比納入商業銀行績效評價，綠色金融評價結果納入央行金融機構評級等政策和審慎管理工具等。

    “雖然在疫情影響下，我國經濟受到一定影響，房地產、汽車等行業均有較大程度下滑，但是綠色低碳產業卻有較大增長，比如新能源汽車，這也使得綠色金融逆勢增長。”郭海飛表示。

    央行數據顯示，今年二季度末，中國本外幣綠色貸款余額19.55萬億元，同比增長40.4%，比上年末高出7.4個百分點，高于各項貸款增速29.6個百分點。

    郭海飛還指出，自2016年中國開始建立綠色金融體系以來，中國貼標綠色債券市場在2021年實現了最大年度增量——2021年，中國在境內外市場發行貼標綠色債券1095億美元（約7063億元人民幣），同比增長140%。截至今年第二季度末，中國綠色債券市場存量規模已達到1.4萬億元，全球排名第二。

    高碳產業追求減排

    轉型金融應運而生

    盡管如此，僅依靠綠色金融遠遠不足以支撐整個中國經濟的轉型。在此背景下，轉型金融應運而生，且其重要性愈發凸顯。

    “轉型融資才能真正容納中國整體經濟低碳轉型的需要。”前述股份行綠色金融研究人士表示，“與綠色金融不同，主要服務于高碳產業的轉型金融其實不屬于綠色，轉型后這些產業還是排碳的，只是排得少一些。”

    在該人士看來，中國經濟要從高碳轉向低碳，最需要解決的其實是高碳產業減排轉型的問題。“首當其沖的就是我們主要依賴的傳統火力發電能源體系的轉型。”他認為，傳統能源行業的轉型在中國“雙碳”目標中有著關鍵權重。

    另一位從事綠色轉型的咨詢人士也認為，中國要實現碳中和，歸根結底是要實現能源結構轉型。數據顯示，中國的能源結構以煤炭為主，煤炭能源占比約60%，明顯高于全球20%~30%平均水平。

    與此同時，該人士還表示，高能耗、高排放的企業轉型也是中國“雙碳”目標面臨的一大挑戰。“中國的經濟結構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建筑業這些碳排放較高的行業占比都不低”。

    “為高碳排企業提供融資本身就有一些悖論，對于它們來說，綠色轉型更多的是一個挑戰，而不是機遇。一方面這類企業更加渴求資金的支持，另一方面它們又存在更大的風險。”他表示，這就要求金融機構不僅要提供融資服務，還要提供一些融智服務，包括幫助企業尋找一些減排手段和轉型方向等。

    去年以來，中國為達成雙碳目標推出了一系列政策，除了大力推動光伏、風電、新能源汽車等綠色產業發展，更針對煤炭、化工等傳統周期行業的節能減排制定了具體行動方案。

    近期，德意志銀行發布《中國可持續金融展望報告》指出，今年中國綠色貸款的強勁增長，可部分歸功于中國央行新推出的貨幣政策工具，即碳減排支持工具和支持煤炭清潔高效利用專項再貸款。央行此前表示，已通過這兩項工具向金融機構累計提供約2100億元資金，帶動減少碳排放超6000萬噸。

    該行認為，中國將加速制定轉型金融的共同標準，以及轉型信息披露的監管標準。“ESG金融將繼續從純綠色金融轉向轉型金融。”德意志銀行指出，預計未來十年間，中國將以平均每年2.5萬億元的規模加大脫碳轉型投資。

    復合型人才有缺口

    業務標準亟待統一

    “雖然近幾年綠色金融取得了快速增長，但是在整個金融市場占比仍不足10%，規模與傳統金融相比仍較小，仍需加大力度發展綠色金融。”郭海飛認為，“目前主要存在的困難和挑戰是，綠色金融體系標準不完善。”

    他指出，綠色金融支持綠色項目的跟蹤監督缺失、環境信息披露標準尚未明確、環境信息披露不足，導致綠色金融支持項目的實際環境效益成了一筆“糊涂賬”，從而使得綠色金融所能發揮的作用和實際環境效益大打折扣，而這背后的深層原因是金融體系缺乏既懂金融又懂環保的復合型人才。

    “金融機構應加強綠色金融專業人才培養，打破行業和部門利益壁壘，加大數字科技等先進技術的應用推廣，尤其是在項目實際節能減排降碳等環境效益的監測統計披露過程中，數字科技等可以發揮巨大作用。”郭海飛表示。

    多位中外資銀行高管人士也不約而同地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構建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金融產品才能夠盡可能實現標準化，才能夠加強市場間的流通性。

    恒生銀行（中國）首席經濟學家王丹提到，盡管中國的綠色金融業務正穩步推進，而金融機構可能會因信息不對稱、認定標準不一致、綠色專業化能力不足等原因未能準確鑒別綠色項目。“要規避這種情況，既需要金融機構自身提高能力建設、加強對綠色項目的審核，更需要構建統一的綠色金融標準體系。”

    “為了進一步促進綠色金融發展，首先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等金融監管部門應加強對金融機構的綠色金融業績考核要求，制定完善的綠色金融業績考核體系，加強綠色金融的支持補貼力度。”郭海飛表示，“其次，金融機構總部管理層應高度重視綠色金融發展。”

    他認為，銀行應從總行和分行設立完善的綠色金融部門，制定金融機構的碳達峰與碳中和實施方案、綠色金融發展計劃和目標等，實現自身運營辦公的碳中和，逐年擴大綠色金融比重，不斷加強綠色金融產品創新，加強綠色金融支持項目的實際環境效益跟蹤監測和信息披露，確保綠色金融落到實處，而不是被“漂綠”、“洗綠”。

    “銀行在推進綠色金融的過程中，一定要把控好后續新的風險點。”恒生中國副董事長兼行長宋躍升向證券時報記者表示，“同時也希望行業規則、綠色金融標準越來越清晰，有數據的可獲得性、比較性和延續性以后，對銀行評估企業的各種風險會有更大的幫助，那個時候可能整個金融系統、銀行和企業的綠色發展會更加有章可循、有據可依，從而實現更好的發展。”

    “個人碳賬戶”已試水

    減排與個人息息相關

    實際上，低碳轉型不應只是一個宏大的敘事，還應融入與我們每一個人息息相關的日常生活中。

    今年9月，咨詢公司埃森哲指出，隨著社會購買力的提升，消費導致的碳排放占比不斷升高，加之消費者綠色意識的提高，也倒逼消費行業加快低碳轉型步伐。

    “比如，現在的消費者慢慢地更看重綠色食品、有機食品，盡管這類食品價格更高，但是大家還是愿意去買，這就是社會意識在提高，這也會倒逼企業提高它們的低碳意識。”郭海飛告訴證券時報記者。

    他表示，加大綠色金融理念的宣傳推廣與普及，充分發揮社會公眾與媒體的監督作用，綠色消費、綠色出行等綠色生活方式，以及綠色辦公、綠色生產方式，將是綠色金融發展的又一大推動力。

    今年以來，已有包括建設銀行、郵儲銀行、中信銀行等在內的多家銀行試水“個人碳賬戶”，通過具體量化社區、家庭、個人節能減碳行為，實時記錄個人的碳減排數據，并與碳交易市場平臺互聯互通，鼓勵用戶踐行綠色低碳生活理念。

    “綠色發展與綠色金融不能簡單地被視為在政策層面提出的轉型。”宋躍升也提到，為了實現“雙碳”目標，未來要做的事情非常多，涉及到人員結構、產業結構、投資結構、金融結構等諸多方面，“甚至還包括我們每個人日常的生活習慣，都在需要改變的范圍之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