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劉琪

    迄今為止，“8·11”匯改已經走過了七年。

    七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不斷調整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形成機制，市場化程度有了明顯提高。當前，人民幣匯率雙向波動已成常態，市場對人民幣匯率波動愈發從容、淡定，市場主體行為更加理性、成熟。

    匯率市場化改革仍在路上，步履不停。“8·11”匯改以來的經驗表明，外匯市場供求在匯率形成中的決定性作用進一步發揮，人民幣匯率雙向浮動、彈性增強，能夠及時有效釋放外部壓力，有利于穩定市場預期。必須持續穩步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更好發揮人民幣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功能。

    以中間價形成機制的市場化

    作為突破口

    2015年8月11日，中國人民銀行發布《關于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的聲明》（以下簡稱《聲明》），揭開了“8·11”匯改的序幕。

    將時間撥回此次匯改之前。2015年，國際經濟金融形勢復雜，美國經濟尚處于復蘇過程中，市場預計美聯儲將在年內加息，導致美元持續走強。受資金外流和國內經濟增長放緩的困擾，新興市場經濟體貨幣大多經歷了大幅貶值。盡管我國面臨著與其他新興經濟體類似的壓力，但人民幣對美元中間價仍然保持穩定。

    數據顯示，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份，美元指數上漲了22%，同期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反而升值了0.8%。另據國際清算銀行測算，2014年7月份至2015年7月份，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和實際有效匯率分別升值14.3%和14.6%，這積累了一定人民幣貶值壓力。

    實際上，自2005年匯率形成機制改革以來，人民幣匯率中間價作為基準匯率，對于引導市場預期、穩定市場匯率發揮了重要作用。但“8·11”匯改前的一段時間，人民幣匯率中間價偏離市場匯率幅度較大、持續時間較長，影響了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和權威性。因此，亟須通過增強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加以調整，以免失衡過度累積。

    在此背景下，“8·11”匯改啟動。根據《聲明》，為增強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的市場化程度和基準性，中國人民銀行決定完善人民幣兌美元匯率中間價報價。自2015年8月11日起，做市商在每日銀行間外匯市場開盤前，參考上日銀行間外匯市場收盤匯率，綜合考慮外匯供求情況以及國際主要貨幣匯率變化向中國外匯交易中心提供中間價報價。

    中銀證券全球首席經濟學家管濤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以上日收盤價作為定價基礎的做法，是國際通行的一種基準價格形成機制，有利于提高中間價形成的市場化程度，保持價格的連續性和透明度，提升了中間價的市場基準地位，并拓寬了市場匯率的實際運行空間。

    “以中間價形成機制的市場化作為突破口，更是抓住了提升匯率形成市場化整體水平的牛鼻子。”管濤如此評價。

    在更多市場參與者、經濟學家等人士看來，此次匯改不僅體現了中國人民銀行致力于使市場力量發揮更大作用的決心，而且實實在在的提升了市場化程度和匯率彈性，更與我國改革開放形成了邏輯上的自洽。

    市場主體

    適應匯率波動的能力在提高

    七年來，中國人民銀行不斷推進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的作用。注重預期引導，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

    縱觀這些年的變化，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副院長趙慶明認為，人民幣匯率一改“8·11”匯改前的單邊升貶值走勢，轉為雙向波動，人民幣匯率彈性顯著增強。

    中國人民銀行最新公布的數據顯示，2022年上半年，人民幣對美元匯率中間價最高為6.3014元，最低為6.7898元，117個交易日中58個交易日升值、59個交易日貶值。最大單日升值幅度為1.1%（731點），最大單日貶值幅度為1.0%（681點）。人民幣對國際主要貨幣匯率有升有貶，雙向浮動。6月末，人民幣對美元、歐元、英鎊、日元匯率中間價分別較2021年末貶值5.0%、升值3.0%、升值5.8%、升值12.8%。

    在中國銀行研究院高級研究員王有鑫看來，“8·11”匯改以來，人民幣匯率自主性提高，形成機制更加市場化，波動受美元等外部因素影響弱化，市場主體對匯率波動的容忍度提高。在金融開放程度擴大的背景下，雖然人民幣走勢仍在一定程度上受外部因素影響，但更多由國內經濟基本面驅動。

    王有鑫進一步表示，特別是2020年以來，中國經濟率先企穩復蘇、國內產業鏈順暢運轉，使得市場主體和國際投資者對持有人民幣資產的信心增強，人民幣的獨立走勢特征更加明顯，與美元之間的相關性下降，人民幣的國際避險貨幣、投融資貨幣、儲備貨幣功能不斷強化。人民幣保持相對穩定吸引跨境資本持續流入，既改善了外匯供求，也使得市場主體在市場劇烈波動時的“羊群效應”和恐慌購匯行為減少，降低了超調現象的發生，市場能夠在短期波動后快速恢復。

    “這些年來，企業越來越能適應匯率的雙向波動，賭單邊升值或貶值的明顯減少，能夠更加深刻地理解匯率風險并從容應對。”趙慶明對《證券日報》表示，應對方式中最主要的就是運用外匯衍生品工具來對沖匯率風險。

    從近幾年國家外匯管理局披露的數據可以看到，企業套期保值比率不斷上升，外匯市場參與者更趨理性。2020年企業套保比率為17.1%，較2019年上升2.7個百分點。

    “今年上半年，企業利用遠期和期權等衍生產品管理匯率風險規模超過7500億美元，同比增長29%，增長幅度顯著高于同期結售匯增速，推動了企業套保比例提升到26%，比去年全年水平提高了4.1個百分點。”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新聞發言人王春英表示，這顯示出市場主體匯率避險意識在增強，適應人民幣匯率波動的能力在提高。

    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

    還將繼續穩步深化

    匯率市場化改革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從目前來看仍是一項長期工作，需步步為營，扎實推進。

    中國人民銀行在8月10日發布的2022年第二季度中國貨幣政策執行報告中強調，要“穩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完善以市場供求為基礎、參考一籃子貨幣進行調節、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制度，增強人民幣匯率彈性，加強預期管理，堅持底線思維，做好跨境資金流動的監測分析和風險防范，保持人民幣匯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穩定，發揮匯率調節宏觀經濟和國際收支自動穩定器功能”。

    站在“8·11”匯改七周年的時間節點上，面對更趨復雜嚴峻的外部環境，如何進一步深化匯率市場化改革？

    管濤認為，未來應從三方面繼續深化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一是進一步完善人民幣匯率中間價的報價機制，提高中間價代表性；二是按照豐富交易產品、擴大交易主體、放松交易限制的“三位一體”思路，大力發展境內外匯市場；三是在制度上處理好金融開放與匯率選擇的關系。

    “未來，中國經濟發展可能面臨更加復雜多變的外部環境，作為聯系內外經濟的紐帶，匯率穩定將面臨更多挑戰。”王有鑫表示，匯率改革要在考慮經濟承受力的基礎上穩步推進，防止匯率成為放大經濟波動的來源。

    王有鑫認為，在經濟復蘇穩定后，可在適當時機考慮進一步放松匯率波動幅度限制，不斷優化中間價形成機制，更多地發揮匯率在外匯資源配置中的決定性作用。同時，也要保留匯率管理的自主權，人民幣匯率改革的方向是清潔浮動，但清潔浮動并不意味著放棄管理，保留特殊情形下的管理手段，持有充足的外匯儲備，對于匯率穩定乃至宏觀經濟金融穩定意義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