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市場關于美聯儲（Fed）加息提前預期不斷加強，最初2023年~2024年加息預期已提前至2022年6月，而未來這種預期有可能在今年出現。反觀我國人民幣再升值已經失去國情基本面，獨立前行態勢難以預料，甚至風險極大。目前兩大經濟體的上述兩件事項對各自影響較大，加息和升值或將引起全球動蕩，出現風險隱患。

    美聯儲加息或提前

    美聯儲加息是美國貨幣政策的焦點，更是全球流動性定價與流向的重點，其中美元利率特權與美元定價特點的雙支撐將是美國應對赤字與債務的重要組合。因為伴隨全球資本積累和擴張的新時代，利率是世界經濟發展的必要手段之一，貨幣或資本通過利率杠桿擴大規模，尤其在當前貨幣超發隱憂上升時期或成為貨幣供給的必經之路，社會可用貨幣資金總量增加的效應使得宏觀調控功能游刃有余。

    貨幣利率很大程度上反映著經濟走勢，各國政府及央行頻繁利用利率手段試圖改變經濟態勢，進而利率成為國家宏觀調控的重要經濟杠桿，其中包括調節貨幣供求、優化資源配置、完善國民經濟結構、調節國際收支等。尤其當今美元地位與影響似乎存在被挑釁或加大風險時期，美元匯率功能的韌性受到利率低效的制約與制衡。因此，美聯儲加息并非是匯率如此簡單的上下問題，反之是提高資金吸引力和加強美元信譽度和收益率更實際與急切的問題。而美聯儲早已做出部署與設計，美聯儲之前一直否定與排斥負利率操作就足以表明美元基準利率對美元吸引力和功能性的支撐與作用。

    通脹與石油上漲的邏輯

    通脹指標對利率而言是一種參考或對標重點，單純的通貨膨脹和利率沒有直接的關系，但是目前全球主要國家通貨膨脹大多基于貨幣供給大于實際需求，即現實流動貨幣太多，央行貨幣政策抑制通脹的作用凸顯。因為央行緊縮的貨幣政策的關鍵就是提高利率和減少貸款舉措。傳統貨幣原理學認為，集中通貨膨脹引起物價上漲，但現實狀況則是物價上漲并非是通貨膨脹邏輯。

    如美國貨幣發行過多，但并未直接引起物價上漲，反之石油上漲則與美國通脹關聯。因為美國通脹關注是核心CPI的PCE指標，其結構側重交通和能源價格，而大多數國家則是一般CPI構造，多數或絕對參數是食品為主。而美聯儲在2020年年初就已經將美聯儲貨幣政策參數從CPI調整到PCE，國際石油價格高漲起到推波助瀾的作用。

    近日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如果看到嚴重通脹風險來臨將采取行動，同時警告高通脹可能比預期持續得更久，美聯儲應很快開始縮減資產購買規模……由此事實通脹已經是必然的，美國涉及長遠的戰略與政策應對值得高度重視與深入剖析。

    加之高盛報告預期，全球石油需求已經超過每日9900萬桶需求，尤其亞洲經濟反彈或很快將達到疫情前每日1億桶水平，該行預計石油高達90美元很快就可達到，況且今年冬季寒冷需求將使得石油價格保持疫情前的水平。高盛特別強調，鑒于發達市場能源密集度下降，新興市場收入水平上升，石油價格上漲并不高，未來不足以破壞需求，這對通脹助力與刺激在所難免。

    美元風險與貨幣競爭

    美聯儲加息主要是防御市場美元失控為主，美元難貶與強升就是風險調控的手法與策略選擇。但是美元貶值保駕護航經濟則是疫情期間美國經濟逐漸向好的重要工具，貨幣與經濟邏輯功能與結果尚未發生根本轉變，美國新經濟時代的傳統貨幣邏輯依然是現實。

    目前貨幣競爭格局依然不改美元主導地位，非理性的美元崩潰或顛覆論不明智。尤其我國人民幣再升值恰似背離經濟利益與環境，甚至擠壓企業競爭力，畢竟人民幣升值不利于企業利潤累加。更何況在美元定價權難以改變的環境與現實中，低中端貿易結構與資質更面臨外貿原材料價格壓制、海外輸出商品運費成本壓力，雙壓態勢的美國利益與戰略角度值得警惕，市場務必不要低估這種操作影響。

    縱觀中美之間，美國長期化思維模式與邏輯是我們相對準備不足、認知不足、效率不足的較大風險，我們需要及時維新思維模式與邏輯，看透對手才會應對有方，努力做好內功，內斂十分重要。美聯儲加息是美國戰略戰術必然，但卻加大我國被動、差異甚至周期應對難度，我們必須高度重視自我才會求得勝數與格局主動應對效果與前景。

    （作者系中國外匯投資研究院獨立經濟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