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蘇詩鈺

    近年來，黨中央、國務院對“新基建”投資的重視程度明顯提升。但“新基建”并不是一個新概念，早在2018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就明確了“加快5G商用步伐，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的定位，隨后“加強新一代信息基礎設施建設”被列入2019年政府工作報告。

    2020年1月3日召開的國務院常務會議上提出要“出臺信息網絡等新型基礎設施投資支持政策，推進智能、綠色制造”，此后多個地方的政府工作報告都把5G網絡建設等作為了2020年的投資重點。

    “新基建”

    主要“新”在三個方面

    區別于傳統基建，“新基建”主要包括七大領域：5G基建、特高壓、城際高速鐵路和城際軌道交通、新能源汽車充電樁、大數據中心、人工智能和工業互聯網。廣發證券經過推測粗略計算得出，七大領域“新基建”的年內投資規模可能大約在1.1萬億元左右。

    國新未來科學技術研究院執行院長徐光瑞3月6日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與傳統基建相比，“新基建”主要“新”在三個方面，一是基礎新，“新基建”更加關注5G、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底層信息技術的應用，帶動智能設備的生產和應用，而傳統基建主要依賴鋼鐵、水泥等；二是作用新，“新基建”不僅本身是新業態、新技術，并且能夠通過數據的收集、計算、模擬、反饋等創造出更多的新市場、新需求；三是模式新，“新基建”可以通過更加豐富的金融手段吸引更多民間資本參與投資和運營，優化和改變以往傳統基建僅以政府投資為主的固有模式。

    財政部專家庫專家、360政企安全集團投資總監唐川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與傳統基建本質差別的是，“新基建”項目單體投資體量較小，大致以十億元以下投資體量的項目居多，數十億元投資體量的項目極少。所以，在社會資本方面，對“新基建”的投資會采取更具戰略性的模式，不是以獲取建設利潤或做大資產規模為導向，更多是基于自身的產業來布局新的可協同要素，以力爭讓自身產業可以更高效、更全面地觸達市場和客戶，在新的市場格局中占據一席之地。在政府方面，投資“新基建”的主要目的也是發揮其與各類產業協同配合功能，所以重在創新、重在前期研究，而不會像投資傳統基建那樣相對模板化地進行運作。

    唐川表示，整體來看，“新基建”的服務范圍是全領域、全市場的。在“新基建”投資體量達到一定規模的時候，受“智慧城市”“智慧環保”“智慧交通”等概念的帶動，傳統基建也會有更多的擴建投資需求。但在前期看來，“新基建”的投資主要會聚焦于其本身的范疇，即5G網絡基建、新物流基礎設施、新能源服務設施、大數據服務設施等領域，同時帶動管理系統、安全系統、智能硬件、交通設備、通信設備、芯片等配套領域的發展。

    “新基建”賦能經濟發展

    刺激形成新增長點

    值得關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發生以來，中央對“新基建”的重視程度顯著提升，多個重要會議部署“新基建”投資。平安證券指出，“新基建”既可以穩定投資、補齊國內IT基礎設施短板，還可以賦能經濟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同時，“新基建”投資主要由各類運營商和企業進行，市場化投資占比較傳統基建大，對財政資金的依賴性沒有那么強。

    徐光瑞表示，中央部署后多地密集行動布局“新基建”，需要注意三類問題。一是要避免走大水漫灌、盲目刺激的老路，要嚴格以高質量發展為要求，將資金投入到符合地方發展的重要領域；二是要統籌協調好政府、企業等各方資源，特別是對民間資本參與“新基建”要從政策、資金、管理等多個維度給予足夠的引導和扶持；三是做好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的協調，通過專項債、PPP等模式支持“新基建”，配合降低融資成本、減稅降費、加大對研發成本補貼等方式。

    唐川表示，近期，各地新出臺的基建發展規劃皆涵蓋了產業轉型發展、創新驅動、“五網”建設相關的“新基建”項目，且“新基建”的占比有上升趨勢。而在新經濟、新產業、新模式等理念、發展目標的影響下，市場也會自發地將資金聚焦于為經濟發展提供新動能的“新基建”領域。可以說，從政策層面和市場層面，注意力、資源、資金都會逐步聚焦于“新基建”的發展。故而，“新基建”的全面落地已是水到渠成。

    金融支持方面，唐川表示，金融機構應該重點支持新興科技領域的相關企業，并針對“新基建”和其相關企業的本質特性，用全新的模式和理念予以服務，如在提供信貸服務時不以土地、固定資產為主要評估標準和抵押物，而積極探索知識產權質押融資模式；或是基于建設、服務的預期收益提供中短期貸款等等。此外，從管理層角度來看，針對“新基建”，在專項債、ABS、REITs等金融工具，以及PPP模式的使用過程中提供政策傾斜，也是比較好的投融資促進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