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對當前仍然復雜嚴峻的經濟形勢，我國經濟如何在危機中育新機、于變局中開新局？近期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作出了部署：必須加快形成以國內大循環為主體、國內國際雙循環相互促進的新發展格局，建立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中長期協調機制，堅持結構調整的戰略方向，更多依靠科技創新，完善宏觀調控跨周期設計和調節，實現穩增長和防風險長期均衡。筆者認為，貨幣政策作為宏觀調控周期設計和調節的重要組成部分，在體現“更加靈活適度”要求中，應在發揮整體效應上下功夫、補短板、出實招。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貨幣政策得到極大發展和豐富，形成了以中央銀行貸款、利率政策、存款準備金（RRR）、公開市場業務（OMO）、常備借貸便利（SLF）、中期借貸便利（MLF）、抵押補充貸款（PSL）和定向中期借貸便利（TMLF）等為主要內容與工具的開放化、多層次調控體系，這為貨幣政策實施中的更加靈活適度提供了前提、基礎和力量。

    貨幣政策的靈活是為適度服務的，而適度又是以流動性高效率配置到實體企業并形成動態化機制為標準的。如果整體效應發揮不夠，貨幣政策的“靈活”不可能形成“適度”的動態狀態。因此，貨幣政策工具需要在靈活運用中體現其多樣化的效能，更需要在強化針對性中保持其適度性的狀態。貨幣政策工具作為流動性傳導載體，要在效率與效果的統一中，完成流動性由央行向金融機構向實體企業的閉環式配置。貨幣政策的更加靈活適度，說到底就是其體現整體效應上的更有針對性、精準性和有效性。

    發揮貨幣政策工具更加靈活適度的整體效應，關鍵要優化機制，靈活的機制比多樣化手段更重要。因此，要在深化央行端貨幣政策工具組合上下功夫，發揮疊加效應。做到同一種貨幣政策工具針對不同主體對象，要有不同的靈活運用方式；不同貨幣政策工具作用于同一主體對象上，要有區別化的選擇安排；任何貨幣政策工具在不同的時間和層次上，要從實體企業變化的實際作出更為靈活的多種選擇。總之，要使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更加靈活適度，始終要在方式方法的多樣性與實體企業需求的變化性上，力求能經濟性耦合，力求能互生性支撐，力求能滲透性發展，最終形成流動性配置與市場傳導層次和主體對象實際需求的有效吻合，使央行與金融機構、金融機構與實體企業的流動性傳導狀態統一起來，避免貨幣政策工具傳導效應淤積于金融機構環節。

    發揮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的整體效應，要以“適度”為動態標準，推動貨幣政策主要目標的實現。貨幣政策的更加“靈活”要始終圍繞更加“適度”來轉。適度是貨幣政策工具運用狀態與目標的結果體現。首先，貨幣政策的適度，要體現在總量上的適度，就是一定時期的融資總量要與GDP相適應，體現以實際社會財富增長來決定和影響市場流動性的宏觀調控精神。形成共同的市場預期，就是市場中流動性的多與少，只能用GDP的增長狀態來衡量，流動性配置中的靈活程度，必須在總量適度中來選擇。其次，貨幣政策的適度，要體現在結構上的適度，就是流動性配置的狀態與趨勢，要與直接融資與間接融資結構相適應，更加注重貨幣政策工具運用中的整體性布局與謀劃，加快補好直接融資占比過低的短板，既要豐富和創新直接融資的各類工具，又要系統營造有利于直接融資快速健康發展的各類環境，重點扶植做大承載直接融資的新型市場主體與關鍵市場要素。再次，貨幣政策的適度，要體現在結果上的適度，就是流動性配置結果力求做到更加公平與合理，把過程的更加靈活與結果的更加適度結合起來，把配置的機制建設與實體企業機會發現結合起來，減少因為機會不公平對部分市場主體流動性配置的靈活性權益，產生的“缺位性”“資格性”和“掠奪性”傷害，在滿足市場客戶的差異化需求中，形成流動性優化配置的無差異化。

    發揮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的整體效應，是一個辯證、深化和融合的過程。從短期來講，是要推動社會綜合融資成本整體下降。從長期來講，則是要保證我國金融生態發展的趨勢與格局，與未來經濟生態高質量發展的要求更加吻合，更好地發揮金融促發展與防風險的趨勢性作用，這應該是貨幣政策“更加靈活適度”的內在邏輯。

    （作者系資深財經評論人、原銀監會“三個辦法一個指引”起草專家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