尊敬的各位領導、各位嘉賓，大家上午好！我就目前的宏觀經濟中大家關注的問題做一些討論。

    大的經濟形勢大家都是清楚的，因為年初的時候基本擺脫疫情的沖擊和影響，中國經濟進入了正常的軌道，一季度還是不錯的。二季度預期不穩，內需不足的問題也顯示出來了，三季度包括10月份的數據出來了，還可以，所以全年實現年初制定的5%左右的目標，現在應該是5%以上了。今年即使增長了，但是去年的增速是3%，兩年平均也就是4%左右。疫情的前兩年平均是5.15%，這兩年平均4%是低于5.1%的，也低于學術界認為的強增長率是5%-5.1%。

    有人預測了一下明年說5%，這要放在幾年前增速增長5%很多人認為是低了，疫情前大家討論要不要保6%，5%現在來看明年打一個相當大的問號。

    我們回頭看一看中國經濟總體上大的背景是高速的增速，或者我們通常講的由高速的增長邁向高質量發展。這個圖講的是2010年第一季度開始出現一個高點以后，到現在整個是一個減速的過程，也就是增長階段轉換的過程。

    但是在過去十幾年的時間，經濟起起伏伏，有時候需求不足，速度有所回落。我們過去30、40年有幾個大的增長驅動力量就是基建、房地產、出口，盡管它還在減速，但是你抓一抓還管用。比如房地產，房地產有些地方也在回落，但是把政策放寬一點兒，把利率放低一點兒，框架放得松一點兒，房地產馬上就反彈。但這次也反彈了，反彈了一兩天，還繼續往下降。基建投資大家注意看最新的數據，已經到了2%左右，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實際上中國的基建投資很大一塊是透支的，可持續性是有很大的威脅。

    所以，我們現在面臨的問題是什么呢？過去十幾年經濟轉型期，老辦法不太管用了，但是新辦法是什么看得不太清楚，還在探討，有很大的不確定性。

    最近流行的一種觀點是，我國目前的經濟狀況與日本上世紀90年代初泡沫經濟破裂后的狀況比較相似。我這個地方有一張圖，看看日本，日本上個世紀50年代、60年代9%的增速。70年代初期日本遇到石油危機，70年代、80年代是中速增長期，大概4%左右。90年代初以后開始進入了所謂低速增長期，大概也就是1%、2%，甚至是零增長、負增長。所以，日本基本上是經歷了三個增長階段。

    從中國目前來講，我們盡管和日本90年代初的情況有些相似，但是整體上來講差別還比較大，不能混為一談。日本在90年代初已經進入了第三個階段，所謂低速增長期，中國目前還在中速增長期，如果我們一定要和日本進行比較的話，應該說我們還有5-10年中速增長的潛力。

    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日本的人均GDP處在發達國家的前列，一度是超過美國的。但是中國目前的人均GDP大概今年算下來也就是1.3萬美元，用現價美元計算，我們現在確定了一個目標是到2035年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就是3.5-4萬美元，我們大概還有增長2萬美元左右的潛力，也就是增長將近2倍的潛力。美國的人均GDP現在是7.6萬美元，我們跟他們的差距更大。

    日本90年代陷入了低速增長，主要是結構性潛能下降，缺少新增長點。最近有一個詞很流行，叫做資產負債表衰退。日本有一個經濟學家叫做辜朝明，他說日本當年企業有點兒錢都用來還債了，沒有錢投資，引起了經濟衰退。我覺得日本當時的情況是缺少新的增長點，資產負債表只是一個表象，所以在這個問題上不能倒因為果。

    中國目前要走出困難局面，關鍵還是要加快發掘新的增長潛能，前提是對中國經濟現階段的新的特點要有所認識。從需求端來講，重要的耐用消費品、房地產、基建等相繼出現歷史需求峰值，進入減速期。最近在談擴大消費的問題，你要搞清楚消費增長到底要增長什么，我們現在所謂生存性的消費，包括低收入群體，基本上滿足了。現在我們差的是發展型消費，也就是說社保、醫療、衛生、教育、文化體育娛樂、金融服務、交通通訊等等，這些發展型的消費拉動著整個消費結構的升級和消費量的擴大。

    這個方面我們城市居民現在這幾年講得比較多，也就是所謂的三座大山，教育、醫療、社保，實際上現在最大的問題，這個方面最欠缺的是近3億進城農民工。因為發展型消費和政府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密切相關，由于基本的公共服務均等化不到位，所以進城農民工在教育、醫療、社保等等方面有嚴重的欠賬。

    供給端，因為受需求減速的影響，傳統產業進入下行通道，這個時候我們實際上需要傳統產業的升級和一些新的未來產業的發展。但是現在的問題房地產出了點兒問題，我簡單地講講對房地產的看法。

    房地產現在往下回落是符合規律的，因為大概在十年前，我們的觀點就認為房地產的歷史需求峰值就已經出現了。過去五六年的時間整個房地產還不錯，為什么呢？是因為你仔細看它是個結構性的行情，主要是一線城市、都市圈城市群、省會城市的房價上漲，為什么？因為人口向這些地方流動。但是這種結構性的行情其實在兩三年前我們看起來也到了一個峰值期，所以房地產回落是符合規律的。

    我們過去一直講房地產是要回落，但是希望它軟著陸。從政策層面你得小心伺候，房價不能漲了，但是敢落嗎？敢大幅度落嗎？可能更不敢，所以小心伺候讓它能夠軟著陸。但是大家都知道，其實我們落的幅度太大了，力度太大了，持續的時間也相當長。

    所以，我們希望房地產中國在目前至少可以維持一個低速增長，過去10%以上的增長速度很難維持，比如說增長2%、3%還是有可能的，所以怎么能恢復這種場景？現在來看，我個人認為房地產可能最困難的時間還沒到來，最近兩年只是量縮了，價跌在三四線城市是在往下走的，一線城市價格還沒有受到很大的沖擊。這個價格如果不落地，很多人還是不愿意買房子的。所以，價落的過程至少在一線城市，在核心城市部分，這個事情還沒有到位。某種意義上來講，房地產最困難的時候還不一定到來，我們可能還需要關注。另一方面，企業家預期不穩，穩信心不足制約創新活動和新先導產業成長。

    資產負債端基本面，在需求和供給雙重沖擊下，政府、企業和個人資產負債表都經歷著數量擴張型向效率導向型的轉換，但這種轉換往往是被動和危機倒逼性的。

    最近講資產負債表衰退，其實還算不錯，還有現金流，只是不能用于投資。但是我們會看到中國現在有相當一部分行業包括很典型的就是房地產。過去它的運營模式是高負債、高周轉、高銷售，前提是需求的高速增長，一旦當需求的高速增長這個前提不存在以后，馬上就會出很大的問題。恒大是本身的問題，其實你會看到這個領域中一些所謂優等生，像碧桂園等等企業最近都陷入了困境，實際上和這種經營模式有直接的關系。

    其實中國現在并沒有出現一個所謂資產負債率的下降，還在借錢，借錢干什么呢？還原有借的錢的利息，本錢已經還不了了。所以，某種意義上就是所謂的旁氏結構，我們用旁氏騙局，借來的錢只是用來還利息，這種局面能持續多長時間？所以，供給需求全部減速，到了中速以后，資產負債結構是不適應的，必須要做出重大的調整，是現在面臨的一個真實問題。但是這個調整現在從國際經驗來講還有比較長的時間，像日本的經驗很可能是十年左右的事情。

    這是負債率的情況，這里面有張表大家看看，我覺得很有意思。紅色的杠是我們每年GDP的增量，藍色的杠是每年要還的利息。你看從2011年以后，除了2022年這一年，剩下的各年很有意思，藍杠子比紅杠子都高，全國每年的GDP增量用于還利息都不夠。這是一個什么意思呢？咱們搞資本市場的值得研究，也不是說中國經濟就不行了，但一定是有某種問題，我只是把問題給大家提出來，以前不是這個情況，所以中國資產負債結構這個模式是要調整的。

    下一步我們講的出路在什么地方，得找中國新的增長潛能。我提出了兩大新的增長潛能，不是非常嚴格的經濟學意義上的說法，我想用比較形象的、大家比較容易理解的一個說法，一個叫做“橫向需求空間”，簡單地說就是縮小中低收入群體與中高收入群體在終端需求結構（包括消費，也包括住宅、民生用的基建和服務業用的設施等等這些東西）上的差距，這個差距相當大。我們這么多年一直引以為自豪地說中國有4億消費群體，這個市場非常大，確實如此。但是我特別想說，這4億人口之下中國還有9億中低收入階層，怎么提升他們的收入水平和消費水平，這個更為關鍵。

    因為現在有一種說法，說中國還有5億人沒用上馬桶，10億人沒坐過飛機，咱們在座的都是“空中飛人”了。5億人讓其中3億人坐上馬桶，10億人中的5億人坐上飛機，這是多大的需求量啊。我們不用產業升級，我們就保持現在傳統產業，這個市場需求很大一塊兒就出來了，你說中國經濟增長個5%-6%有問題嗎？沒問題，問題是剛才講這些人的需求和收入能不能上去。

    “縱向升級動能”是指提升產業的技術含量和附加價值，拓展經濟的上行空間，包括現有產業的價值鏈升級，第二是新技術推動的新產業或“未來產業”生成與發展，數字技術和綠色轉型將會為縱向升級全面賦能。

    擴大橫向需求空間，重點在需求側，我的生產能力是沒問題的，把需求擴大了，整個增長就可以實現，所以對穩住包括房地產在內的既有產業意義重大。培育縱向升級動能，重點在供給側。簡單地說擴大橫向需求空間重在穩增長，培育縱向升級動能重在促轉型。

    中國還有這么多增長潛能，能抓得住嗎？有些增長潛能你看得見，但是抓不住，怎么辦呢？大家通常就會呼吁宏觀政策能不能放得更松一些。剛才也討論了很多宏觀政策的問題，我說一個簡單的結論，我認為中國這幾年的宏觀政策力度是完全夠的。比如說貨幣政策，M2過去一年的時間是11%以上，民意GDP增長最多6%，過去比民意GDP增長再加上1、2個百分點也就是M2，財政政策各方面繃的很緊了。

    我們現在實際上是有新的增長潛能，我稱之為結構性潛能，這個東西要出來，現在就是受到一個限制，很多體制機制和政策的限制，所以就要推動結構性改革。有人說這個結構性改革遠水解不了近渴，錯了，很多政策結構性改革，你今天晚上公布了，明天早上就會有劇烈的反應，比現在降息等反應要大得多。

    我下來講講中國下一步到底應該推動什么樣的改革，我認為從需求側來講，以進城農村人口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為重點的需求側結構性改革；以穩定房地產等既有支柱產業，激發企業家精神助推傳統產業升級和未來產業發展為重點的供給端結構性改革；以擴大有效需求、轉換資產負債模式、化解防控風險為重點的資產負債端改革。

    需求側我認為現在說到底還是個老問題，就是城鄉關系問題。剛才我講第一個橫向需求空間，為什么9億中低收入階層的收入低呢？其實大部分都是農村人口，有些是進城以后的農民工，基本上是這些人。

    我現在講中國下一步發展的重點，你看看咱們國家這幾年的城市化，你看看城市建設，特別是城市核心區，比如說太原一個街道拍張照片，我說這是北京，你能反駁嗎？你很難反駁，都長得差不多。中國現在很多城市建設你到歐美國家一看，發達國家比我們看起來還差。確實，我們現代化搞得比較晚，建設得比較新。

    但是你注意，現在差別在什么地方呢？差在城市之間，差在鄉村。你看看歐美國家，包括國內我最近也在各個地方跑，我注意看，你看看浙江，你看城市之間的差距，你看看長三角、珠三角和北京、天津之間，城市之間的差距反映了一個地方的發展水平。

    其實從國際經驗來看的話，城市化，城市核心地區的人口將近30%左右，剩下50%、60%以上是在城市核心區的邊緣地帶，所謂都市圈的范圍是大量的中小城鎮要發展，這是中國下一步城市化發展的真正重點，我認為中國需要新一輪的城市化，這就是我們最大的一個增長空間，這個范圍之內如果能夠推動起來的話，像房地產、基建你說沒空間了？中國這方面就到頭兒了？還有空間，但是這個方面很多潛力你是看得見、抓不住的。

    我特別強調城鄉融合過程中等講三個平等：“身份平等”、“基本公共服務獲取權利平等”、“土地（不動產）財產權利平等”。我們呼吁，在我們搞了三年脫貧攻堅戰以后再搞三年，干什么呢？對近3億進城農民工為重點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攻堅計劃。現在房子賣不出去，政府拿點錢出來變成農民工的住房保障。

    有些人說政府得拿錢、補貼，我覺得這是似是而非，農民工進城有些十幾年、二十幾年了，他們一直給你繳稅，政府就應該給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這么多年了其實這個服務沒有提供，這是欠賬，現在只是還賬，現在這個賬還了以后擴大內需，比你搞基建工程擴大內需要直接得多。

    最近浙江出臺了一系列政策，就是2023-2027年，把包括農民工在內的新市民和原有市民的基本公共服務要拉平，我認為在全國帶了一個好頭，希望各個地方一定要跟上來。

    城鄉土地權利不平等，城市居民在國有土地上的房屋可以交易，農民在集體土地上建造的房屋不能交易，不批準的是小產權房，宅基地上蓋的房子只能在內部進行流轉，就是村的范圍內，有多少需求呢？主要需求不在這兒，在外部，但是不允許。咱們都是搞資本市場的，有個常識，一個資產可交易、不可交易、可抵押、可擔保的財產與不可流動、不可交易、不可抵押的財產市場估值和價格差異很大。我記得國有股有上市和非上市的，價格差了十幾倍。農民的土地權利和城里面的人嚴重不平等，我們感覺還是要加快。

    我剛才講中國都市圈范圍內大量中小城鎮的發展，這個是要推動土地制度改革。十八屆三中全會就提出了農村土地制度改革方向，但現實中農村集體土地制度改革進展遲緩，宅基地轉讓受限，還有小產權房等遺留問題，我覺得這些事情應該再有所推動。

    過去我們老認為土地是農民安身立命的最后一塊保身之地，現在可以把土地轉讓出來，通過社會體系解決這些問題，農民把土地進行交易以后，獲取的收入把社保和保障性住房做好。

    城里面的人能不能到農村買房呢？這也是一個土地權利的問題，所以我們還是認為這個方面應該做一些改革和探索，允許雙向流動和置業，實現土地效率的提升、農民收入增長、社保能力增強、城鄉居民居住條件改善、產業穩定增長和結構升級，一舉數得。

    供給側來講，現在特別需要弘揚認可企業家才能，這是最近我們講的民營經濟穩信心、穩增長的核心問題，理論上應該有一些新的探討。把工業革命初期的私有制企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依托企業家才能，優化配置資源的民營企業區分看來。把企業家和資本家區分開來，把企業家才能的特殊貢獻和價值與剝削區分開來。

    企業家才能是組合資源的資源，資本實際上只是辦企業的條件之一，你光有資本是辦不好企業的。我們現在講資本市場，中國現在誰提供資本？上億人在資本市場上，你一定說誰是資本家的話，是在這個范圍的，把資金提出來讓企業家來用這個資源，這樣的話才有更高的回報。

    其實中國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形成的民營企業大部分人因為就不是資本家，他們開始的時候都是白手起家，都是窮光蛋，就是因為他窮，他才辦企業，如果他富的話，他是資本家的話，很多人就躺平了。

    中國到了我們要創新驅動，特別是我們要發展產業升級的階段，更多需要企業家精神，不僅民營企業需要，國有企業更需要，我認為這也是國有企業下一步改革的重點。其實各級政府的負責人也需要，所謂企業家精神就是一種創新的精神，這是中國成為一個創新型國家最重要的一個標志。所以，我們在糾正所有制方面應該有實質性的進展，國企、民企不平等的潛規則要改變，應該在一些方面加以完善，鼓勵平臺企業特別是大型科技骨干企業大膽投資，對這些實行常態化管理的負面清單，我們主要是監管。

    中國現在改革還需要摸著石頭過河。有人說改革開放40年了還摸著石頭過河？還得摸著石頭過河，為什么呢？因為改革開放不同時期要過不同的河，那個河你搞不清楚，石頭在什么地方你搞不清楚。改革開放初期我們面臨的難題是農村能不能搞年產承包責任制，深圳能不能搞特區，現在這些不是問題了，現在我們面臨的問題是山西怎么轉型，山西怎么發展資本市場，怎么實現高質量發展。

    剛才探討了那么多，綠色發展等等，前段時間中央深改委講了頂層設計和劃底線，這兩點搞清楚了以后剩下的事情還要靠大家去探索，在北京的辦公室是找不到解決的辦法的，所以還是要重提減政放權，減少行政干預，把市場化法治化治理與鼓勵地方基層積極性創造性有機結合，允許試錯探索，允許多一些自選動作，為具有創新精神的各級干部各類人才營造寬松環境。

    謝謝大家！（以上文字為現場速記，僅供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