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兩會報道組 郭冀川 張敏 周尚伃

    數據，已經成為發展數字經濟的基礎性資源，是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創新突破、賦能經濟社會發展的重要生產要素，更是數字時代“財富”的象征。

    圍繞數據流通、交易和法制化建設，今年全國兩會期間，政協委員們紛紛提出各自觀點，主張破除“難點”、打通“堵點”。這不僅體現了大家對當前數據要素市場化配置的深刻理解，也前瞻性地預判了我國以數據驅動產業變革的挑戰和機遇。

    構建全國性數據交易市場

    數據要素體量大、復制成本低、流動速度快，加快數據要素流通交易，是提高經濟社會運行效率的有效路徑，從政策層面看，近年來頂層設計不斷完善。

    2022年12月份，《中共中央國務院關于構建數據基礎制度更好發揮數據要素作用的意見》（即“數據二十條”）發布，2023年8月份，財政部發布《企業數據資源相關會計處理暫行規定》，明確數據資源的確認范圍和會計處理適用準則等，并于今年1月1日起施行，使數據作為資產“入表”有了明確的執行準則。

    2023年10月份，國家數據局正式掛牌，負責協調推進數據基礎制度建設、統籌數據資源整合共享和開發利用等，對促進我國數字經濟領域的創新發展和治理能力提升具有重要意義。今年以來，省級數據局密集掛牌，進一步優化了地方數據管理機制。

    全國政協委員、上海數據交易所董事長張琦對記者表示，由于不同區域、不同行業在發展水平、應用場景、市場需求等方面的差異性，要因地制宜構建各具特色的多層次數據要素市場。

    張琦認為，為避免多層次市場成為割裂的、碎片化市場，應以國家數據交易所為核心，形成基于統一規則和一體化基礎設施的互聯互通市場體系。張琦建議，加快出臺促進數據交易的法律法規、部門規章及政策舉措等規范性文件，為數據流通使用提供全國統一的規則制度。

    經過多年的發展建設，我國已經逐步建立了數據要素流通生態，被業內稱為“數商”的數據第三方服務機構數量快速增長。據上海數據交易所統計，2013年至2023年，中國數商企業數量從約11萬家增長到超過100萬家。

    全國政協委員、普華永道亞太及中國主席趙柏基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促進數據流通交易，一方面要加強跨部門統一協同，加大對創新探索的激勵，引導企業及金融機構共建數據要素流通生態；另一方面要加強各地交易所在規則、流程、信息等方面的協同與互通，加快構建全國一體化的數據要素流通交易市場體系。此外，在各細分領域引導培育一批業務能力強、服務質量高的數商，促進數字經濟高質量發展。

    法治建設助力數據資產化、資本化

    數據從一種生產要素轉化為有價值的財富，往往要經過資源化、資產化、資本化三大關鍵步驟。

    當前我國正在進一步夯實數據資源化基礎，通過推動對數據“原料”的加工，使數據資源可見、可用、可共享。隨著《“數據要素×”三年行動計劃（2024—2026年）》的實施，以及數據“資產”入表落地，數據資產化迎來發展高潮。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家會計學院教授秦榮生對記者表示，數據資產交易最主要的問題是數據確權，需要細化數據資源持有權、數據加工使用權、數據產品經營權“三權分置”的內容和范圍，明確各自的權利和職責。

    秦榮生說：“在技術手段上，可考慮使用區塊鏈、人工智能等技術，通過安全隱私計算、加注數字水印、加密計算、協同計算等手段為數據確權提供保障。數據權屬明確才能保護數據交易權益人的權利，更好地激發數據交易的活力。”

    全國政協委員、北京國際城市發展研究院創始院長連玉明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可以在“三權分置”基礎上，探索數據要素“三級市場”。

    連玉明表示，可參考資本和土地等要素多級市場體系，探索構建零級、一級和二級聯動的數據要素多級市場體系。零級市場即非交易流通市場，屬于未進入交易環節但發生數據共享交換和權益流轉行為的市場；一級市場即數據資源市場，主要承載以數據集或數據接口為主要流通方式的數據資源；二級市場即數據產品和服務市場，是數據要素產品化的市場。

    隨著我國數據資產化相關制度和市場體系完善，數據資本化的趨勢逐漸顯露。數據入股、數據信貸、數據信托和數據資產證券化等均成為數據資本化的抓手。

    今年2月份，中國建設銀行上海市分行發放了首筆數據資產質押貸款；3月份，山西首筆數據資產無質押增信貸款落地山西數據流量谷。數據要素由資源到資產，再到資本和財富的可行路徑，正在逐漸打通。

    鑒于我國數據要素市場發展尚處于起步階段，全國政協委員、南方科技大學副校長金李對記者表示，短期來看，對數據要素在資本端形成價值并且大規模資本化的預期并不高。但從長遠來看，國家相關政策積極推動數據要素市場建設，制定一系列切實可行和可落地的辦法，數據資源化、資產化和資本化必須盡快推動起來。

    需要數據資源跨境流動做支撐

    我國有超大市場規模、海量數據資源等優勢，通過加大數據資源開發利用、夯實數據基礎設施等，不斷做強做優做大數字經濟，正在為全球數字經濟發展貢獻“中國方案”。

    數據跨境流動是推動數字經濟領域高水平對外開放的重要舉措，2024年政府工作報告中，“數據跨境流動”首次寫入其中。

    在促進數據跨境流動方面，我國通過《數據出境安全評估辦法》《規范和促進數據跨境流動規定（征求意見稿）》等，逐步細化數據出境的合規路徑，引入更多國際知名數據服務企業，拓展國際數據產業開放與合作范圍。

    “不論是從全球數據資源視野，還是從企業的全球化發展來看，都需要數據資源的跨境流動做支撐。”秦榮生表示，在國內外數據交易相關探索和實踐基礎上，還需要構建嚴格的數據交易市場準入制度，以及統一規范的數據交易定價制度，建立在使用中流通、場內場外相結合的數據交易制度體系，規范引導場外交易，培育壯大場內交易，有序發展跨境交易。

    在數據跨境管理方面，金李建議，探索建立非重要數據的白名單制度，并設立國家數據跨境安全快速審查通道，構建國家級的跨境數據樞紐節點。

    全國政協委員、普華永道中天會計師事務所首席合伙人李丹對記者說，針對部分數據跨境流動相對集中的重點行業，可以立足行業實踐，探索實施差異化的數據出境管理要求。同時，強化制度動態評估與優化機制，及時順應企業發展和國際變化趨勢，不斷優化目前數據出境監管機制的實施安排。

    當下，構建一個透明、有彈性的數據流動制度體系，實現雙、多邊數據互惠合作，可以為中國企業“走出去”，外資企業“引進來”提供便利。讓數據成為全球流通交易的資產、資本和財富，正在成為我國走在世界創新前列、推動經濟高質量增長的重要步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