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中金公司首席經濟學家、研究部負責人、中金研究院執行院長彭文生受邀參加了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國務院總理李克強主持召開的經濟形勢專家和企業家座談會，并在會上發言。會上，彭文生分析了當前的經濟形勢，就經濟運行中存在的問題提出了政策建議。

    “在當前中國經濟總量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需要關注兩點”、“要有針對性地防范和解決一些問題”，彭文生的諸多觀點與當前經濟發展形勢相契合。如何更深入地剖析經濟運行趨勢？如何尋找助力經濟高質量發展的新增長極？資本市場改革前景是什么？多城樓市調控輪番升級，房價何去何從？帶著這些問題，證券時報記者對話彭文生。

    經濟存在結構不平衡、

    增長不穩固的因素

    證券時報記者：首先祝賀彭院長受邀參加總理座談會，這是對您過往研究成果的肯定。在座談會上，您的主要觀點是什么？

    彭文生：受益于對疫情的有力管控，我國在全球經濟中率先復蘇。我們預計，全年實際GDP同比增速或達9%左右，完全能夠實現政府工作報告中6%以上的目標。但在總量保持較快增長的同時，也存在結構不平衡、增長不穩固的因素，影響疫后的可持續復蘇。短期來講，有兩個方面尤其值得關注。

    第一，疫情導致的供給沖擊，在經濟復蘇過程中有滯脹效應。我們可以從一些非常直觀的現象中感受到這種供給沖擊：疫情導致港口清關效率明顯下降、回程船裝載率下降，航運公司不得不提高海運費；智利、秘魯受到疫情沖擊，銅礦開采明顯受到影響，抬升了銅價；全球商務旅行、學校等線下服務業供給明顯收縮，會議、求學、娛樂需求不得不線上化，電子產品需求大幅上升，再加上芯片產業鏈前期遭受了貿易摩擦沖擊，最終導致了大范圍的芯片短缺。除了這種短期的供給限制，還有一些更長期的供給摩擦，比如跨國企業開始考慮增加其供應鏈的穩定性，而不是一味地追求效率。供給的限制，會導致企業成本上升，擠壓企業盈利，在某種程度上形成一種“滯脹”的效果。

    短期內，全球范圍內“脹”已經有苗頭，“滯”還沒那么明顯，但隨著經濟恢復到其潛在水平之后，“滯”與“脹”可能形成一個相互加強的正反饋。一方面，美國財政刺激不斷加碼；另一方面，大部分發展中國家仍然在經受疫情的考驗，且短期內難以獲得充足的疫苗供應，巴西、印度出現了新一波疫情，全球供應鏈距離完全恢復仍有很長的路。

    第二，疫情沖擊是非對稱的，帶來結構分化。這次疫情沖擊有很強的非對稱特征，有些部門、行業、人群受到很大的影響，有些沒有受什么影響甚至是受益的。供給沖擊導致的成本上升有利于上游行業，下游行業的利潤則受到擠壓；在應對成本增加方面，大企業的能力明顯強于小企業。除了上下游分化與大小企業分化，還有高端與低端、金融與實體的分化。我們觀察到大車（如SUV）、豪車（如寶馬、奔馳、奧迪）恢復快于普通乘用車，中高端服飾和運動服飾恢復好于總體品牌服裝，奢侈品也出現消費人數和金額向一線城市聚集的情況。

    證券時報記者：您對中國經濟的未來走向較為樂觀，中國經濟要實現高質量發展，需要依靠哪些新的增長極？

    彭文生：在十四五規劃中，對中國的高質量發展已經有了非常清晰的方向指引，我認為核心有兩個：從生產端來看，要大力促進創新，提高效率；從需求端來看，要改善社會的收入分配格局，從而有效提振消費。

    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前，中國主要靠出口拉動增長，隨著人口紅利漸行漸遠，工人工資增長、匯率升值壓力增大，出口對中國經濟的拉動作用逐步減小。次貸危機之后，中國以房地產為主要載體刺激私人部門投資，伴以基建為主的財政支出擴張，這導致房價上漲、財產性貧富分化加劇，影子銀行、地方政府債務問題不斷累積，宏觀杠桿率急劇上升。同時，地產與金融業過度擴張也會擠占優秀人才資源，造成R&D密集型行業人才流失，拖累全要素生產率。

    向前看，要保持可持續的、高質量的經濟增長，我們必須依靠自主創新。中國2020年的人均GDP是7.2萬元人民幣，如果按照2020年平均匯率計算，相當于10500美元，已經突破了1萬美元的關口。隨著我們的人均GDP不斷提高、與發達國家的差距不斷收窄，加上國際環境的一些摩擦，中國可以直接借鑒和學習的經驗與技術都在減少。站在這個時點，如果我們要繼續保持穩定的經濟增長，對內應進一步放松管制，打破行業準入的制度性壁壘，推進國企改革、實施競爭中性，通過強化內部競爭提升效率。但同時，自主創新不意味著封閉，對外需要同時促進出口和進口，保持通過外部競爭推動供給側效率提升的渠道。

    從需求端來看，改善收入分配格局、有效提振消費是發力重點。中國過去的增長模式并不利于居民部門的收入分配，在改善收入分配上我們有很大的空間，政府可以在二次分配中進一步加大對中低收入者的轉移支付，降低中低收入者的流轉稅稅負，從而提升居民部門收入占比。此外，過去十幾年中國財富基尼系數快速攀升，背后是房價和信貸相互促進帶來的金融順周期性的影響，存量資產取代流量收入越發成為中國收入分配差距的主要推動力，是擴大內需面臨的最大挑戰，在合理制定減免范圍的基礎上，應該盡快推進開征房產稅。

    適時適度推行房產稅

    證券時報記者：當前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有哪些？該如何有針對性地防范和化解？

    彭文生：我認為有三點需要引起關注：

    第一，盡快推進疫苗接種，避免出現中外免疫落差。目前我國疫情控制狀況仍然是全球領先，但依然有局部的疫情反復，防疫帶來的種種限制也制約了部分服務業的復蘇。因此，接種疫苗可能仍然是最為關健的疫情防控措施。目前發達國家正在積極地推進疫苗接種，以期盡快重啟國境、讓經濟恢復正常。如果我們的疫苗接種進度明顯滯后發達國家、形成中外免疫落差，有可能會制約我們經濟進一步恢復的空間，也會增加明年冬奧會的不確定性。因此，在繼續推進全民免費接種的既有政策的同時，還可以考慮發揮國內和國外、政府與市場兩個方面的積極性，以更有效地推進全社會的疫苗接種工作。

    第二，改革地產利益驅動機制，控制房地產泡沫。過去一年，地產泡沫的一個突出體現是房價漲、房租跌。今年，房價與房租繼續分化，截至2月份，房租已經連續12個月同比負增，而70個大中城市房價環比與同比均提速。房價和房租的背離，體現的是金融與實體的背離，房價的金融屬性更強，房租更多對應實體經濟的需求，這種分化意味著投資性需求可能仍然是房價的主導因素。房價和信用相互促進，短期看起來似乎擴大了內需，但高杠桿風險不可持續，并可能導致社會貧富差距的惡化。因此，我們有必要推進房地產利益驅動機制的改革，減少投資性需求在總體購房需求中的占比。要實現這個目的，房產稅是一個關鍵。誠然，推行房產稅的過程中有很多現實問題、處理起來可能較為復雜，但在充分考慮、完善減免機制的前提下，適時適度推行房產稅，有利于給投資性的住房需求降溫，也有助于我國形成更為合理的財政稅收制度。

    第三，財政可以在債務問題上發揮更大作用。疫情沖擊帶來供給收縮，造成企業與居民收入下滑，舉債可以彌補這一收入缺口，有利于避免大規模破產和失業，維持供給的產能。實際上，這正是金融或者說債務應該發揮的作用。未來會怎樣，關鍵看是什么樣的債務。應對疫情的債務，相當部分為了支持企業和居民的日常經營和生活，并不是用作生產性的投資，未來償還壓力比較大。如果讓私人部門通過信貸舉債渡過難關，通常債務期限短、利率高，債務的可持續性較差。如果是政府來做，則有望實現期限更長、利率更低的舉債，債務的可持續性較強。即使政府不直接舉債，準財政行為，比如政策性金融，也是一個可行的方式。

    地方弱國企、城投的債務問題積弊已久，去年永煤債事件后，地方政府協調當地資金狀況良好的國企及銀行等金融機構，以“好企業信用”保“差企業信用”，試圖避免當地的弱國企、城投出現債券違約。這個做法能走多遠，和區域經濟形勢高度相關。因此，投資者采取“地域一刀切”的態度，對山西、天津、河北、河南、遼寧、云南等省市基本是“避而遠之”。過去5個月，以上幾個省市的信用債凈融資均是負數，各省市凈還債都在400億元以上。因此，這種企業互保的方式只能是權宜之計，很難持續。在合理厘清權責的基礎上，可以考慮存量債務的重組，比如債務置換。

    注冊制改革

    需要市場和監管不斷磨合

    證券時報記者：近年來，資本市場開啟全面深化改革，市場生態出現一些積極的變化，更好地服務了實體經濟，提升了我國的直接融資比重。在資本市場改革方面，您有哪些建議和看法？

    彭文生：資本市場改革，對我國經濟的高質量發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應該堅定地推進。在前面提到過，中國經濟新的增長極之一就是創新，而創新的初期風險較大，風險偏好較低、資產抵押要求較高的間接融資并不能完全適應創新活動的要求，這個重任更多的需要直接融資來完成。近期資本市場改革明顯加快，諸如推進創業板注冊制改革、深化退市制度變革、嚴厲打擊虛假信息、打擊造假行為，強化民事賠償和刑事追責力度、落地中國版集體訴訟機制等，這些都有利于提升以信息披露為基礎的風險定價效率，為資本市場更好地支撐創新打下了制度基礎。證監會也表示將選擇適當時機全面推進注冊制改革，著力提升資本市場支撐實體經濟的功能。

    但是市場改革很難一蹴而就，改革的復雜性要求市場與監管攜手進步。注冊制的推進是資本市場改革的牛鼻子，表面上是改革發行制度，事實上牽扯甚廣。近期，我們看到了一些不合法不合規的問題，比如上市材料信息披露不規范、上市公司內控不嚴格、券商盡職調查不充分、上市后公司業績突然變臉等等，反映的是整個資本市場生態的問題。注冊制中，一個核心要素是發行人的誠信制度建設，這一建設牽扯到了整個資本市場的方方面面：需要中介機構準確認識自己的職能、提高自身專業能力，需要加強法律法規建設、提高違法成本，需要整個市場牢固樹立誠信理念。在這一過程中，市場和監管有一個磨合的過程，大家都在適應，雙方要互相學習、一起改善。一方面，監管要有力地監督發行人、中介機構提升自己的專業水平與誠信理念，為從事前監管向事后監管的轉變做鋪墊；另一方面，發行人、中介機構也應該有機會向監管反映流程中可以完善、優化的節點。總之，本著市場化、法制化的方向，我相信中國資本市場改革與發展可以取得更大的進步。

    證券時報記者：碳中和是人類史無前例的一場自我革命，中國實現碳達峰、碳中和的目標，將對我國經濟增速和結構帶來哪些影響？

    彭文生：碳中和的背后是一場清潔能源革命，而清潔能源有制造業屬性，有利于發揮中國制造業大國的規模優勢。傳統化石能源是一種自然資源稟賦，中國少油少氣，長期以來都是能源進口大國，能源安全很難得到根本保障。清潔能源則不同，其制造業屬性更強。具體來說，清潔能源的前期開發需要較大的固定投入，如果能夠得到廣泛應用，其單位成本就會大幅下降，同時，大范圍的應用也會給技術帶來更多迭代升級的機會，有助于進一步降低成本、提高效率。也就是說發展清潔能源，規模效應比自然資源稟賦更為重要。中國在早期對光伏產業的補貼扶持，促進了其起步發展，隨著規模的擴大，技術進步和規模效應相輔相成，直至即便取消政策補貼依舊能夠具有商業可行性，這是公共投入促進技術進步的成功例子。因此，中國有望在清潔能源領域取得長足的發展，清潔能源在提振經濟增長、保護環境的同時，也將有利于保障我國的能源安全。

    應對氣候變化，實現碳中和，從根本上來講是發展模式變化、經濟結構轉型。無論是碳稅、碳交易形成碳價格，還是行政性監管和綠色金融等措施，其促進碳減排的傳導載體都是提升化石能源的價格和降低清潔能源價格。在新的模式下，清潔能源將成為人類社會健康生活、可持續發展的一個基礎。但從舊均衡到新均衡的轉型過程中，相對價格變化作用于經濟是有摩擦的，對經濟來講是一個供給沖擊。具體來講，碳價格在供給端體現為生產成本上升、需求端體現為實際收入下降，有點類似石油供給減少的影響，在宏觀經濟上有一定的滯脹效果。

    就結構影響來講，一些經濟活動、技術、甚至行業將被新的模式替代，傳統能源尤其煤炭行業受到的沖擊會比較大，高碳的基礎設施、制造和服務部門的就業將下降，清潔/再生能源及相關部門的就業上升。化石能源的分布基本是自然稟賦，對中國這樣的大型經濟體來講，轉型必然帶有區域特征，化石能源生產大省和地區受到的沖擊較大，而這些一般是經濟相對欠發達地區。同時傳統能源價格在一段時間上升，對低收入人群的影響比中高收入人群大。應對這些結構調整和收入分配問題，需要公共政策尤其財政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