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欄語：2020年是“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目前，“十四五”規劃正在編制中。為幫助受眾全面準確認識“十四五”時期發展形勢，解讀重點領域改革開放和發展的熱點難點問題，凝聚全面深化改革和高質量發展的正能量，本報從今日開始陸續刊登“十四五”財經展望，從經濟運行、財經政策、市場環境、改革舉措、國際合作等方面展望“十四五”財經發展前景，為規劃編制工作“拋磚引玉”。

    本報記者 杜雨萌

    2020年“進度條”已過大半，這也意味著“十三五”規劃的收官之年開始進入倒計時，而作為我國開啟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國家新征程的又一個五年，“十四五”規劃即將啟程。

    隨著當前“十四五”規劃編制工作已開始意見征求，多位接受記者采訪的金融領域專家認為，結合今年高層首次提出的“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以及近期監管部門多次講話所透露出的信息來看，金融高水平開放將是“十四五”期間的重要任務。

    金融開放跑出加速度

    “開放是國家繁榮發展的必由之路”。回看2015年10月份發布的“十三五”規劃，彼時為推動經濟社會持續健康發展，其明確的六大原則中提到，要堅持統籌國內國際兩個大局，其中，全方位對外開放是發展的必然要求。

    再從其設置的主要目標來看，“十三五”規劃指出，必須順應我國經濟深度融入世界經濟的趨勢，奉行互利共贏的開放戰略，堅持內外需協調、進出口平衡、引進來和走出去并重、引資和引技引智并舉，發展更高層次的開放型經濟，積極參與全球經濟治理和公共產品供給，提高我國在全球經濟治理中的制度性話語權，構建廣泛的利益共同體。

    摩根士丹利華鑫證券首席經濟學家章俊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近年來，我國始終致力于擴大金融業對外開放以及外商直接投資力度，從效果上看，“十三五”期間“開放型經濟”已基本實現。

    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學術委員會委員、中原銀行首席經濟學家王軍也對《證券日報》記者表示，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在“十三五”期間顯然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并推動了國內金融業改革以及金融體系的制度建設，極大促進了整個金融體系的發展與進步。概括而言，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一是引入了競爭，提升了金融機構競爭力；二是促進了金融市場的結構優化和產品創新，優化了資源配置，提高了服務實體經濟的能力和效率；三是提高了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防控風險能力以及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同時還增強了我國在國際金融治理體系中的話語權和影響力。

    具體來看，近年來我國一方面相繼取消了對銀行、證券、期貨和基金管理等領域的外資持股限制，降低了資產規模、經營年限等股東資質方面的限制，同時在企業征信、信用評級、支付清算等領域給予外資國民待遇，積極推動會計、稅收和交易制度的國際接軌。

    另一方面，我國也在積極參與國際金融治理。如2016年人民幣正式加入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SDR（特別提款權）貨幣籃子，成為全球主要儲備貨幣之一。

    而在權益市場方面，近年來不僅滬港通、深港通每日投資額度大幅提升，滬倫通、中日ETF等也相繼落地，今年QFII、RQFII額度限制更是全部取消。不僅如此，自2018年以來，MSCI、富時羅素指數和標普道瓊斯指數等國際知名指數亦先后將中國A股納入全球指數體系；而在債券市場方面，繼債券通成功運行之后，中國債券也如期納入彭博巴克萊全球綜合指數。

    章俊認為，金融領域的對外開放不但有利于增加我國金融領域有效供給、豐富市場主體，同時也滿足了中國自身的金融發展需要。尤其在建立健全資本市場基礎設施建設的同時，加強跨市場和多層次監管，以開放促改革是與包括供給體系、需求體系和金融體系在內的三角框架相輔相成。而隨著更多優質外資機構進入中國市場，這也有望增強中國自身的國際話語權和國際競爭力。

    據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陳雨露介紹，在今年發布的外商投資準入特別管理措施（負面清單）中，金融業準入的負面清單已經正式清零，目前上述措施已初見成效，更多的外資和外資機構正在有序進入我國金融市場，呈現百花齊放的新格局。

    更高水平開放蓄勢待發

    “歷史或許總是驚人的相似，可能只是方式稍顯不同”。從今年年初國務院金融穩定發展委員會（以下簡稱“金融委”）召開的第十四次會議內容來看，“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成為下一階段深化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重要內容。

    2020年作為“十三五”的收官之年，同時也是開啟“十四五”發展新征程的基礎之年，從某種程度來說，在起承轉合之年，重點領域改革的政策導向應該也是具有延續性的，尤其是在今年高層會議首次提出“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的新發展格局”下，以更高水平的金融開放應對日益復雜嚴峻的國際環境，已成共識。

    如在9月6日舉行的2020中國國際金融年度論壇上，央行、銀保監會、證監會、外匯局等金融監管部門齊發聲，釋放出我國進一步推進金融領域開放的強烈信號，尤其是更高水平的對外開放。

    包括堅定不移地推動金融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健全具有高度適應性、競爭力、普惠性的現代金融體系。建設更高水平的開放型金融新體制，推動全面落實準入前國民待遇加負面清單管理制度，實現制度性、系統性開放；持續完善對外開放產品體系，拓寬ETF互聯互通，持續加大商品期貨市場開放力度，擴大特定品種范圍。推動修訂后的QFII、RQFII制度規則盡快發布實施等。

    “整體上看，在不斷優化建設現代金融體系過程中，預計‘十四五’時期也將不斷在金融領域進一步深化改革開放，助力構建國內國際雙循環新格局。”章俊分析稱，一方面要發揮金融服務實體經濟的功能，加強資本市場對產業升級的引導作用。通過推進資本要素市場化配置，提升資源配置效率，使金融、科技和產業形成良性循環和三角互動，促進國民經濟整體良性循環；另一方面要提高開放條件下經濟金融管理能力和風險防控能力，在進一步擴大金融高水平雙向開放的情況下，不斷提高參與國際金融治理能力，處理好內外經濟平衡。

    值得關注的是，9月7日，國務院發布批復，原則同意《深化北京市新一輪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試點建設國家服務業擴大開放綜合示范區工作方案》，其中有多項主要任務涉及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包括加強金融服務領域改革創新；以金融街、國家級金融科技示范區、麗澤金融商務區為主陣地，打造金融科技創新示范區；在京設立國家金融科技風險監控中心；促進投資貿易自由化便利化；推進資金跨境流動便利等。

    “金融業對外開放是近年來我國對外開放戰略中的重要一環，而北京作為中國的金融重鎮之一，從過去幾年成效來看，變革效應較為突出。”業內人士認為，在“十四五”規劃出臺前夕，此次北京在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方面提出的更高要求，或也是未來我國金融服務業對外開放的一個縮影。

    談及對“十四五”時期金融領域對外開放還有何期許時，王軍表示，第一，資本市場繼續加大對外開放力度；第二，深化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改革，包括人民幣資本項目可兌換、人民幣跨境使用如個人境外投資試點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