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由當代經濟學基金會和中國人民大學國家發展與戰略研究院聯合主辦的第四屆思想中國論壇在京召開，論壇以“現代企業理論與中國國企改革”為主題。

    在圓桌論壇環節，現場嘉賓就企業的產權理論與企業并購、剩余控制權與國企產權改革等議題進行了深入交流和研討。

    專家認為，國企改革歸根到底是控制權的再分配問題，沒有控制權再分配，國企改革不會成功。當前，國企分類改革是很好的方法，但也存在著很多復雜的問題，尋求現代企業理論和中國國企改革本身的協調，任重而道遠。

    沒有控制權再分配國企改革不會成功

    長江商學院經濟學教授許成鋼表示，所謂的企業改革和治理問題歸根到底就是要解決和企業相關的激勵機制問題。無論是中國，還是其他轉軌國家，改革的主要內容都是針對國有企業的。長期以來，中國國企改革碰到的基本困難歸根到底就是誰擁有控制權的問題，而這個問題歸根到底就是產權的控制問題。因此，中國企業改革要想生效就必須落實到控制權的再分配上。

    何為剩余控制權？許成鋼解釋，比如混合制改革中涉及不同的企業，企業之間實際是不完全的契約關系，當然也就不可能在初始合同中對所有的或然事件及其對策都做出詳盡可行的規定，這就需要有人擁有“剩余控制權”，以便在那些未被初始合同規定的或然事件出現時做出相應的決策。這個產權最終的控制權歸誰，誰擁有這個產權的決定權，至關重要。

    關于改制之后控制權的轉移，許成鋼認為，首先是“控制權從誰的手里轉到誰的手里”。這一點，可以從五個方面觀察：第一，是不是從地方政府轉移到了企業所有人手里；第二，是不是從本企業內部的黨委轉移到企業手里；第三，企業CEO控制權有什么變化；第四，企業董事會的權利有什么變化；第五，企業股東代表大會的權利有什么變化。

    至于控制權包括哪些方面，應該如何判斷哪些控制權發生了轉移，他認為可以分為六個方面：第一，誰決定最高層的管理人員；第二，誰來決定企業的招募和裁人；第三，誰來決定企業職權的工資以及整個的福利相關問題；第四，誰控制企業融資的問題；第五，企業利潤是怎樣分配的；第六，企業的生產和營銷。

    南開大學教授李維安也發表了類似的觀點。他指出，在不完全契約理論的假設下，國有企業的國有產權因為有明顯剩余控制權特性，國有股東對國有企業擁有較強實質控制權力，直接影響到國企的發展動力，這背后兩種權力的配置核心，即剩余收益權和控制權，就是公司治理的安排。

    他說，中國國企改革的核心是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總的邏輯是由政府計劃管控下的行政型治理向以市場機制為主的經濟型治理轉型。但這種漸進式改革使國企內部同時存在著與政府治理相配套的行政型治理和與市場相配套的經濟型治理兩種不同的治理模式，因此可以把現階段國企治理模式稱為行政經濟型治理模式。

    李維安提出，現階段應該繼續用行政經濟型治理的邏輯來實現國企改革的治理轉型；盡快建立針對國有企業的公司治理準則，用規則引領國企改革；完善國有企業董事會治理，強化董事會的監督職能；在“一帶一路”背景下，規避國有企業走出去過程中，由制度落差帶來的治理風險。

    分類改革很好但還有復雜問題待解

    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黃群慧以“中國國企現實改革邏輯與效率理論基礎”為主題分享了其研究成果。

    他認為，十八屆三中全會之后，國企改革推進過程中有兩方面矛盾需要解決，即一方面要按照市場邏輯追求效率，另一方面又不能完全按照現代產權理論推進。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以分類改革為前提來推進，將這兩者結合起來。分類改革是很好的方法，但分類過程中也存在著很多復雜的問題需要解決，尋求現代企業理論和中國國企改革本身的協調，任重而道遠。

    原中國石化集團董事長傅成玉認為，中國的改革不是為改革而改革，也不是為混合而混合，必須把握改革的方向和目的，也就是發展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在經濟領域則體現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制度，其中一個重大的制度創新就是以公有制為主導的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

    “中國經濟發展到今天，不是依靠全面私有化，而是先讓國有企業按照市場機制運行，再發展民營企業，這符合我國的經濟發展規律。”傅成玉說，在國有企業改革上，應注重發揮國有資本的作用，既要投資國家戰略經濟產業，還要支持多種經濟主體，充分發揮資本的作用，讓全體人民共享經濟發展的成果。

    此次論壇匯聚了國內外頂級的理論家和優秀的國有企業家。智慧和思想的火花碰撞，不僅展示了宏觀經濟學和制度經濟學的國際前沿研究熱點，也對中國國企改革的若干現實問題提出了可操作性的政策建議和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