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銳眼看市】

    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德國的人口出生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降至1.54的歷史新低，受此影響，德國當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04%。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未來維系德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優勢就無從談起。

    張銳

    德國經濟頻頻拉響不祥的警報。兩周前德國國債收益率出現新冠肺炎疫情以來最大規模的倒掛后，反映經濟前景兩個最重要期限的國債利率即2年期與10年期德國國債收益率日前又發生30年來最大幅度的倒掛，表明德國經濟正在朝著衰退的方向跌落。

    美聯儲史詩級升息，歐元在美元面前疲弱不堪，歐元區所有國家皆因貨幣貶值而遭遇通貨膨脹的襲擾與煎熬。數據顯示，10月份德國居民消費價格（CPI）上漲10.4%，創出近50年的最高水平，也是2022年連續8個月CPI超過7%。除了貨幣貶值拉升通脹外，能源價格尤其是天然氣價格的上漲構成了德國物價躥升的最生猛推動之力。據歐洲輸電系統運營商Tennet的數據，過去一年天然氣價格的飆升已使德國的電網成本上升250%，同時能源價格的平均漲幅達到147%。按照德國央行的預估，未來12個月國內通脹率仍將維持在8%以上。

    高通脹令近一半德國民眾被迫削減生活開支并使12月的GfK德國消費者信心指數跌至低位，同時帶給企業的灼傷也十分劇烈。除了電力等上游原材料價格的上漲侵蝕著企業利潤外，德國全國范圍內今年已經兩次提高最低時薪，薪水從當初的9.82歐元上升至12歐元。不僅如此，為防止工人罷工，德國最大的工會IGMetall日前又推出了兩年共兩輪加薪8.5%的方案，覆蓋到德國汽車、金屬和電氣行業390萬名員工。對于企業而言，勞動力成本大幅上升折射出的其實就是“工資—價格”螺旋的殘酷事實。

    一方面是融資條件的收緊，一方面是經營成本的上升，德國企業尤其是作為經濟神經中樞的制造業由此受到的鉗制與打擊不言而喻。德國聯邦統計局發布的最新數據顯示，11月份德國制造業PMI初值和服務業PMI初值分別只有46.7和46.4，綜合PMI初值為46.4，三項指標已經連續五個月顯著低于50的榮枯線；另據德國中小企業聯合會的一項調查，高達51.64%的公司表示價格飆升正在危及自己的生存，同時德國哈雷經濟研究所發布的一份報告指出，德國合伙企業和股份公司的破產數量在今年10月份同比增加了36%。

    出于應對惡劣商業環境之所需，尤其是在德國切斷了俄羅斯的煤炭、石油與天然氣進口管道導致能源危機加速升級的倒逼之下，除申請破產之外，德國更多的企業選擇了停產歇業或者遷址海外，德國由此面臨著二戰以來最大規模的“去工業化”挑戰。按照德國工商大會的報告顯示，國內逾四分之一化工企業、16%的汽車企業被迫減產，17%的汽車企業計劃把部分生產遷至國外；同時德國工業聯合會對近600家中小型企業的調查結果表明，近十分之一的公司減少或中斷了生產，四分之一的公司正在考慮或已經將部分生產和工作轉移到國外。

    值得關注的是，疫情之前接近5年的時間里，德國是全球貿易順差最大的國家，但由于企業的減產、停產、破產以及外遷引起的國內供給側產能急劇萎縮，德國對外出口正在發生驚人的逆轉。今年5月，德國出現30多年來的首次進出口逆差，貿易赤字高達10億歐元，而且接下來的數月在經常項目盈余方面也未見實質性好轉。更為要害的是，對外出口占到了德國GDP的50%，出口額的萎縮對經濟構成的打擊可見一斑。按照歐洲央行的預計，今年德國的GDP增速只有1.4%，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最新預測值更為悲觀，指出德國今年的經濟僅增長1.2%；不僅如此，德國聯邦統計局預計，2023年本國經濟將萎縮0.4%，而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則判斷，明年德國GDP將下降0.6%，成為歐元區唯一一個負增長的國家。

    無疑，隨著歐洲央行連續大幅加息，德國的通貨膨脹壓力可能逐漸得到緩解，而且德國政府也在做著持續性努力，包括準備實施耗資2000億歐元的“能源盾牌”計劃，其中1000億歐元用于對中小企業與居民家庭的能源價格補貼，另外再投入830億歐元用于設定天然氣和電力價格上限，為確保資金的來源穩定，德國政府計劃對天然氣、石油和煤炭等傳統化石能源公司征收高達33%的暴利稅，同時對太陽能、海上風能和核能發電公司超過每兆瓦時130歐元的收入征收90%的暴利稅。如此系列化舉措有望延緩德國經濟的下滑速度，但必須看到，作為歐洲第一大、全球第三大經濟體，德國的經濟疲軟已持續近五年時間，接下來還將遇到更多帶有長期性的問題與障礙。

    首先是制造業的流失問題。制造業是德國經濟的根基。在德國的GDP中，制造業占比達到23%，全球范圍內僅次于中國。高度發達的制造業背后，人們看到了德國的汽車和汽車配件工業、電子電氣工業、機械設備制造工業、化學工業以及可再生能源產業等叢林般的支柱產業，也耳聞到了西門子、奔馳、寶馬、拜耳、漢高等享譽全球的馳名品牌，但不得不承認，德國向世界輸出高價值產品的能力卻是建立在對外部廉價能源和初期產品尤其是俄羅斯進口能源基礎之上的。別的不說，僅天然氣進口方面，德國每年從俄羅斯的進口量就超500億立方米，占本國天然氣用量的50%，而且德國還是對俄羅斯天然氣依賴最嚴重的國家。可如今，“北溪一號”天然氣管道被毀，制造企業所必須的天然氣斷供，雖然德國政府正在積極尋找替代氣源，但企業卻沒有足夠的時間給予耐心等待，大量制造業以“用腳投票”方式遷移到海外，德國制造業能力是否因此受到稀釋以及會否對產品設計、工藝流程與供應鏈渠道等產業體系構成分裂與肢解還有待觀察。

    其次是能源安全保障問題。俄烏沖突爆發前，德國約55%的天然氣、50%的煤炭和35%的石油來自俄羅斯。相對于煤炭與石油較容易找到替代來源，天然氣進口替代對于德國來說卻是一個十分艱巨的挑戰。一方面，德國雖然可以從美國、中東、挪威以及北非買到天然氣，但價格都是俄羅斯管道天然氣的兩三倍以上，而且天然氣價格又由市場決定，即使德國采取限價措施也無濟于事，其他國家不可能按照俄羅斯天然氣的價格賣給德國，否則就是賠本買賣。另一方面，德國可以尋找到的天然氣替代賣家所能提供的都是液化天然氣（LNG），不僅依靠海上大型船只運輸，而且還需天然氣接收站等基礎設施，而問題是，德國既沒有自己的LNG專用碼頭，更沒有布局在國內的天然氣接收站，只能借助西班牙、荷蘭等國境內的天然氣基礎設施，需要支付的巨額成本對于德國經濟來說猶如抽筋剝皮之苦。根據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估算，如果德國天然氣供應問題得不到解決，2022年德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將會減少1.5%，2023年減少2.7%，到了2024年減少0.4%。對此，德國將希望寄托于能源轉型之上，即未來10年德國計劃實現80%可再生能源供電，能源轉型的成效決定了能源安全的最終成果。

    第三是勞動力供給的彈性問題。按照德國勞動力市場與職業研究所的分析報告，最新10年德國國內的崗位需求一直大于勞動力賣方市場，目前已經形成多達200萬的職位空缺，并創出歷史最高；同時，據德國聯邦勞工局的數據，隨著“嬰兒潮一代”退休潮所留下來的勞動力缺口，德國需要在未來幾年每年吸引大約40萬名工人。從行業來看，無論是制造業還是建筑業抑或服務業，目前德國失業人數和職業空缺比均高出1.2，但其國內的失業率長期穩定在5%左右，勞動力供給彈性非常之小。值得重視的是，目前德國人口平均年齡增至44.6歲，比30年前增加了5.3歲，人口整體老年化態勢明顯，并且德國65歲以上的人口占到了總人口的22%，而最為嚴重的問題是，德國的人口出生率從上世紀70年代開始就日益走低，去年直接降至1.54的歷史新低，受此影響，德國當年人口自然增長率為-0.04%。新增勞動力嚴重不足，未來維系德國經濟增長的人力資本優勢就無從談起。

    （作者系中國市場學會理事、經濟學教授）

    本報專欄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