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稅改革應有利于減輕家庭育兒負擔

    2018年3月5日，李克強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到：“提高個人所得稅起征點。”這一議題隨即迅速成為社會關注的熱點，許多人認為，現有的個稅起征點已經不適應當前的狀況，因此需要做進一步的上調，以減少中低收入者的壓力。在今年的兩會上，全國政協委員董明珠就在提案中建議改革個稅起征點，把免征額從3500元上調至10000元。全國工商聯也提案建議將個稅起征點提升至7000元。

    我們認為，個人所得稅不但應該提高起征點，而且還應該改為按家庭為單位征收個人所得稅，并且讓多孩家庭得到減稅。這是因為，中國早已陷入低生育率陷阱，而導致低生育率的其中一個主要原因，就是高昂的養育成本。也正是在高昂成本嚴重抑制生育意愿的背景下，在全面二孩政策實施的第二年，出生人口比上一年減少了63萬人，遠遠低于衛計委和大多數人口專家的預期。

    在本屆兩會上，致公黨中央在《關于建立以家庭為單位計征所得稅的提案》中提出，目前個人所得稅計征制度不能有效發揮稅收在社會分配中的調節機制，未能實現實質意義上的公平。特別是隨著國家放開“二孩”政策，按照目前的個人所得稅計算方式，可能造成因夫妻收入懸殊或家庭孩子、老人多而可支配的人均收入差額巨大。為此，該提案建議，可以參考國外或香港等地區的經驗，建立起家庭為單位所得稅計征制度。為此需要通過收集統計數據、開展調研，修改目前個人所得稅的征稅起征點以及稅率，將起征點及稅率按照家庭計稅制的方式重新調整。農工黨也在本屆兩會上提案，建議個稅以家庭為納稅單位，構建以綜合課征為主、分類征收為輔的混合型模式。尤其是要通過加快個稅改革降低撫育成本，提高生育積極性，生二孩可退稅。

    我們認為，由于不同地區和人群之間存在很大的收入差距，建議個人所得稅減免和現金補貼的方式并重，對高收入家庭通過孩子人頭抵稅的方式減免個人所得稅，對收入較低家庭，則直接發放現金補貼。為了提升生育率并整體降低財政壓力，可以在二孩政策實施的當下僅對第二個孩子實行抵稅，等到全面放開之后再對第三乃至更多孩子實行，而孩子抵稅所減免的金額以每個孩子每年累計到10萬元封頂。一些比較成功扭轉生育率降低的國家，都是政府花很大財力去支持的，做得最好的是北歐、西歐的國家，一般來說會投入相當于GDP的3%到4%的金額。我們認為，中國對養育家庭的經濟扶助，應該占GDP的1%到2%。

    《政府工作報告》還提到：“增加子女教育、大病醫療等專項費用扣除，合理減負，鼓勵人民群眾通過勞動增加收入、邁向富裕。”我們認為，應當增加與家庭育兒相關的專項開支扣除項目，比如有關二孩家庭的教育支出。關于教育支出占家庭支出所占的比例，目前尚無權威數據。

    匯豐銀行2014年發布的一項環球調查《教育的價值》顯示，中國家庭年收入的37%都用在了孩子的教育上。而據《2017中國家庭教育消費白皮書》的數據顯示，中國家庭非常舍得在教育上花錢，教育支出占家庭年支出的50%以上。雖然這些數據未必準確，但教育支出占育兒成本的很大比例是不爭的事實。因此，對于額外教育支出進一步免稅，將能有效減輕家庭的育兒負擔。同時，還應把幼兒教育列入義務教育，并且由政府直接或者鼓勵興建更多免費和高質量的托兒所和幼兒園。另外，單親家庭也是家庭，應該享受同樣的免稅和補貼。即便我們并不提倡非婚生育，但依然認為，那些有能力和意愿去獨立撫養小孩的女性，也應該公平地享受生育的權利和福利。

    總之，無論從社會公平還是經濟學意義來說，個稅改革都應有利于減輕家庭育兒負擔。這些減稅和補貼措施，是對于本國人力資源的長期投資。在創新經濟的今天，人力資本的投資回報相對于其他資本的投入回報越來越高。通過個稅改革減輕生育負擔已成為世界通行的措施。目前，中國面臨比其他國家更嚴重的少子化危機，但減稅和補貼生育在財政上還可以承擔，如果錯過這個時機，緩解中國未來人口頹勢將更加回天無力。長遠來看，超低生育率是中國未來幾十乃至百年的最大危機。因此，需要盡快推出各種鼓勵生育的財政和教育政策。

    作者簡介：

    梁建章：攜程旅行網聯合創始人和執行董事局主席，北京大學光華管理學院教授，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

    黃文政：人口與未來網站聯合創始人、人文經濟學會特約研究員、中國與全球化智庫特邀高級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