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個稅起征點的同時，也應考慮降低最高邊際稅率

    提高個稅起征點，是眾望所歸，但降低最高邊際稅率，可能有人并不贊同——個稅有“劫富濟貧”功能，降低最高邊際稅率，會弱化個稅調節收入差距的作用。

    理想很豐滿，但現實很骨感。中國財政科學研究院院長劉尚希指出，稅收調節功能取決于稅收收入規模，只有收入規模達到一定程度，調節功能才會發揮作用。我國個稅的比重很低，調節功能很弱小……“幾乎是不可能促進分配的公平的”。

    我國工薪所得最高邊際稅率為45%，香港只有15%，新加坡為22%；跟發展中國家比，俄羅斯只有13%，巴西為27.5%；跟發達國家比，加拿大為33%，美國為39.6%。這些國家或地區不僅稅率低，而且有各種抵扣項，如美國39.6%的稅率在稅前抵扣后，最終負擔的實際稅率在25%左右。

    過高的邊際稅率，不僅難以起到公平分配的作用，還有不少危害。全國人大財經委副主任委員黃奇帆指出，過高的邊際稅率讓高收入群體有很強的的避稅動機，如采取“工作在大陸、工資在海外”或“錢在企業、不拿工資”等方式避稅。高稅率并沒有給我們帶來相應高稅收——2016年，我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的7.7%，遠低于發達國家30%、發展中國家15%左右的水平。

    此外，過高的邊際稅率也不利于吸引和集聚高素質人才，阻礙居民擴大消費支出、制約消費升級，不利于中等收入群體壯大。

    也許有人會問，個稅起征點提高，邊際稅率降低，個稅如何發揮調節收入的作用呢？在過去個稅改的討論中，這個問題早已有了答案，那就是提高對富裕人群財產性收入的稅收征管能力——絕大多數國家的個人所得稅征收體系中，征收的對象和稅基都是所有收入，且不把主力放在勞動所得上。

    如此，才是真正的擴大稅基，發揮個稅“劫富濟貧”的作用。無視居民消費支出的真實水平，無視個稅淪為工資稅的現實，以“公平”的名義，維持較低的個稅起征點，不僅無益于個稅改革，還會讓工薪階層的不公平感越來越沉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