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報記者 張歆 吳曉璐

    8月24日，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簡稱“投服中心”）公開介紹其首次啟動公開征集股東權利的成功案例——中國寶安公司章程不當條款修改。這是新證券法實施一年多來，投保機構公開征集股東權利的首個成功范例，并最終促成公司章程修改，被市場解讀為中國上市公司治理的里程碑事件。

    這僅是A股市場公司章程存在違法違規條款中的一個案例。《證券日報》記者從投服中心獨家了解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投服中心共向1913家上市公司發函（占當時上市公司數量比例為51%），建議其修訂完善公司章程中不符合立法精神的條款，但其中逾三成公司未進行任何修訂。

    中小投資者股東

    權利意識日漸覺醒

    中國寶安原《公司章程》設置了一些不恰當的條款，如公司被并購接管后解除任期內的董監高需支付高額經濟補償、每年及每屆更換的董事人數受比例限制、職工董事和職工監事受工作年限限制等。刪除上述相關條款，有利于提高上市公司的治理水平和保護投資者合法權益。

    6月14日，中國寶安公告稱，2020年年度股東大會將審議關于公司章程修改的臨時提案；6月21日，投服中心發布公開征集公告，通過公開發聲表明反對在公司章程中設置不當反收購條款，呼吁中小投資者行使表決權；6月30日，中國寶安召開股東大會，3019名中小投資者出席，占出席會議股東人數的99%，占出席會議股東所持有效表決權股份總數的54.82%，有力地推動此次公司章程的修訂，成為該議案通過的決定性力量。

    “近日，很多中小投資者在股吧上傳投票截圖，自豪地表示進行了首次行權。”投服中心8月24日表示，新證券法規定了投保機構作為征集人可以代股東行使提案權、表決權等股東權利。中小投資者在證券市場處于相對弱勢地位，持股比例較低，彼此間缺乏互聯互動，獨自行權很難產生實質影響，因此行權動力不足。投服中心作為投保機構用公開征集的方式，凝聚中小投資者的表決權以形成合力，從此小股東也可凝聚大力量。本次表決權公開征集也獲得廣大投資者的積極參與，表明中小投資者的股東權利意識也在日漸覺醒。

    上市公司章程

    違法違規普遍存在

    公司章程是上市公司的“綱領性文件”，更是公司治理的本源和根基，合法合規本應是其底線。但在現實中，公司章程中不符合立法精神，甚至存在違法違規條款的不在少數，這對提高上市公司質量帶來了嚴重的負面影響，整治上市公司違法違規公司章程迫在眉睫。

    目前，上市公司的公司章程存在違反立法精神問題具有普遍性、嚴重性。以上述解聘賠償金條款為例，此前上市公司章程規定補償金額最高的為董監高年薪的1000倍，遠遠超出董監高最大化的勞動年限。

    《證券日報》記者從投服中心獨家了解到的數據顯示，截至2019年年底，投服中心共向1913家上市公司發函（占當時上市公司數量比例為51%），針對投票機制條款發函1444次，即上述公司中，75.48%的公司章程中中小投資者投票機制存在問題；針對分紅機制條款發函487次，25.45%的公司章程中股東回報機制存在問題；針對反收購條款發函485次，即25.35%的公司章程存在限制股東權利的問題。

    從發函結果來看，66.30%的公司按照投服中心建議修訂完善了所有不符合立法精神的條款，2.35%修訂了部分條款，31.35%未予以主動修訂（包括中國寶安）。在未修改公司章程的539家公司中，有258家公司未回復，有34家公司回復表示不接受建議，169家公司回復接受建議但截至統計日未進行修改，78家公司回復中未明確是否接受建議。

    據滬深交易所投資者互動平臺顯示，至今，多家上市公司被投資者問及公司章程中反收購條款提出異議。

    業界建議

    從三方面入手整治

    去年以來，國務院部署進一步提高上市公司質量，“提高上市公司治理水平”是基礎工程，如果公司章程存在硬傷，上市公司提升治理的根基顯然并不穩固。不符合立法精神的公司章程也嚴重威脅了上市公司、投資者合法權益，嚴重制約了產業并購的正常開展。

    華東政法大學國際金融法律學院法學教授鄭彧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我國公司法有關股東、公司、董事權利義務的規定比較原則、籠統，同時，上市公司及部分法律實務工作者曲解了“法無禁止即可為”的法治精神，在缺乏對于公司治理結構的基本原則、基本要求和基本理念的正確理解下，進行公司章程的“自選動作”。這種對于公司治理結構的誤讀和隨意性安排，使公司章程喪失了其彰顯公司獨立意志、均衡代表公司所有股東利益的統領作用，反而使得上市公司成為少數實際控制股東或者內部控制人控制公司的工具和方式，不利于健全的公司治理結構的建立，阻礙了資本市場作為“價格發現”機制和“價格實現”機制的價格監督作用，也會影響到后續投資者“以手投票”（行使股東權利）和“以腳投票”（賣出股票）的市場約束功能。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湯欣在接受《證券日報》記者采訪時表示，部分上市公司通過修改公司章程，設置超高門檻的反收購條款，希望把所有收購人都拒之門外，對于公司提高質量和改善治理非常不利。比如，對于一些長期盤踞在上市，或掏空公司的大股東來說，高門檻的反收購條款實際上是“掘壕自保”，為自己設置“護城河”，在公司里“作威作福”，甚至“魚肉”中小股東。上市公司收購和反收購要講究平衡，公司章程不能“一邊倒”，作為被收購的“防守方”，不能任意提高門檻。

    綜合接受記者采訪的市場人士和法律界人士意見來看，整治上市公司違法違規公司章程迫在眉睫，可從三方面入手：

    其一，通過上位法的明示，約束上市公司違法違規沖動：推動公司法修改，明確在實行公司章程自治的同時，不得存在侵害公司、股東或其他權益人的情況，其對應條款在公司章程中的設立、修改均應自始無效。

    其二，通過監管部門“建制度”“零容忍”來引導和規范市場。例如，可以在相關法規中明確公司章程的“負面清單”并定期更新。同時，滬深交易所在日常監管過程中，進一步對上市公司章程修改的異常條款簽發《關注函》，提示投資風險，并對確定性違法違規行為予以強監管。鄭彧建議，建立和完善市場約束和傳導機制，讓市場價格真正發揮作用。通過“樹典型”，向市場傳遞監管的態度，消除理解差異，形成市場共識。

    其三，進一步建立健全相應的司法保障機制。鄭彧認為，特別是通過司法程序由司法機關或者仲裁機構快速、準確地識別違背法理、違反法律議案，確立起司法審查的標準，推動我國良好公司治理結構的共識。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郭靂表示，可以通過交易所發關注函或者投資者起訴至法院的方式進行解決。湯欣也認可訴訟的解決方式，“投服中心等投資者可以將上市公司起訴至法院，要求法院判定其修改章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