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深圳特區建立40周年之際，深圳都市圈正式起航。2019年，這個包括深莞惠河汕五個城市的都市圈，GDP總量達到4.27萬億元。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內，廣東省正在統一部署和推動都市圈發展，這是在打破行政邊界。。。

    特區深圳40年，走過了一段不斷“拓展邊界”的歷程。

    從最初327.5平方公里的“特區內”，到特區范圍擴大到全市，再到納入深汕特別合作區“飛地”。如今，深圳正式籌謀都市圈發展。

    近日，深圳發改委發布的《2019年工作總結和2020年工作計劃》提出，加快推進深圳都市圈規劃編制。充分借鑒三大世界級灣區發展經驗，協調莞惠河汕四市共同參與，合理確定都市圈發展重大任務舉措，助力河源、汕尾融入大灣區建設。

    深圳與莞惠河汕幾地間素有淵源，五城均來自于昔日的廣東惠陽地區。2014年10月，在深莞惠經濟圈（3+2）黨政主要領導聯席會議上，汕尾、河源首次參加會議，正式加入了這一區域合作體。其實，這幾個地方的產業合作早于深莞惠經濟圈（3+2）的誕生。

    2019年，五城GDP總量相加約達4.27萬億元，若參與全國省市排名，這一成績可以排在第八位。

    曾任職于深圳發改委的星河產業集團常務副總裁閻鏡予認為，深圳都市圈是典型的市場自發行為走在了政策規劃前面。制定都市圈規劃，是為了更好地推動一體化乃至同城化發展。放在更大的范疇來看，為什么會有粵港澳大灣區規劃？閻鏡予說，就是要把大灣區作為一個整體的區域，但大家各干各自擅長的事情，發揮比較優勢。

    深圳都市圈的意義在于，在已有良好產業協同的市場基礎之上，企業做不了的事情交給政府去做，譬如理順合作機制，改善交通等公共服務配套等，這也是深圳都市圈規劃最值得期待之處。

    深圳式“擴張型外遷”

    一家總部在深圳、在東莞惠州等地設有制造基地的上市電子企業研發部負責人，往返于深圳、東莞和惠州之間成為他的工作日常之一。

    對于公司的布局，這位負責人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介紹，研發工作要求對市場前沿接觸得更多，制造則要以成本、勞動力資源等為導向，同時交通、物流等方面要有一定優勢。而研發又往往跟制造密不可分，這位研發部負責人及同事經常需要去工廠交流、溝通，特別是做產品試驗的時候。所以，這個布局就是自然而然市場配置資源的結果。

    這是深圳產業溢出的一類典型樣本——總部仍然放在深圳，但在鄰近的地方同時有項目。

    以深圳的LED產業為例，一位行業分析師向記者表示，受土地等資源要素成本以及各地的產業政策影響，深圳的LED產業出現了一些產能轉移，但很多并不會真正脫離深圳，因為在這里能夠獲得前沿的信息，招到高端的人才，參加優質的行業交流活動。

    伴隨著產能擴張以及研發成果的加速市場化，深圳企業擴展到周邊城市布局，也被稱作“擴張型外遷”。

    這在大型企業中表現得尤為突出。2014年，中興通訊斥資百億在河源建的研發生產基地開工，擬撬動2000億元的產業集群，河源方面表示要把這一項目作為“1號工程”。

    另一知名深圳企業比亞迪選擇了汕尾。2015年，比亞迪與汕尾市簽署合作框架協議，在汕尾投資建設新能源產業基地等6個項目，汕尾方面將比亞迪項目的落戶稱作是該市招商引資工作的里程碑。

    更廣為人知的例子是華為將終端相關部門遷到東莞松山湖。2019年，華為系包攬了東莞市規模效益成長性、實際出口總額、主營業務收入、效益貢獻企業幾大榜單的第一名。

    幾個官方披露出來的數據進一步佐證了深圳產業輻射的力度。2015年東莞引進的內資項目，34%源于深圳。河源方面在2016年指出，當地超過60%的規模以上外來企業來自深圳，具體到高新技術企業，這一比例還會提升。惠州仲愷高新區管委會相關負責人在2018年介紹，高新區從2011年開始用了深圳這么一個主戰場，在招商項目庫里面103家，有87家都是從深圳引來的。

    閻鏡予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珠三角，民營企業的這種自發外溢或者輻射，其實很多時候走在了政策的前面。制定都市圈規劃，更多是對過去經驗的總結，并且加強未來的發展預期。

    廣東省委黨校原副校長、教授陳鴻宇則單獨對深莞惠給予了較高評價，“區域一體化在很多地方提了很多年，但有些地方，你沒聽過有什么大的公司搬到隔壁市吧？因為行政邊界太強了，墻壘得高高的，不讓一滴水流到外面去。深莞惠一體化做得比較好，一個很大的原因在于深圳愿意敞開大門。”

    都市圈產業競合之辯

    2015年，廣東省統計局彭惜君發表了一項關于珠三角各地區間產業同構系數的相關研究，從中判斷珠三角產業分工情況。從測算結果來看，深莞惠經濟圈平均產業同構系數高達0.8945，產業同構現象最為嚴重，三市均以電子信息制造業為主。

    這份研究指出，深圳電子信息產業水平較高，擁有豐富的知識產權成果，自主創新能力不斷得到創新，但與周邊的東莞、惠州沒有形成產業梯度一體化，產業差異化戰略實施比較有限。

    2019年，深圳戰略性新興產業增加值占GDP的比重達到了37.7%，其中新一代信息技術產業大約占據了“半壁江山”；東莞的五大支柱產業之首為電子信息制造業；惠州正在發展的“2+1”產業集群中，其中之一也是電子信息產業。

    有經濟學者指出，城市經濟發展和產業發展的競爭格局，在很大程度上遏制了同城化發展的格局。但在華南城市研究會副會長孫不熟看來，深莞惠三地恰恰是形成了一種產業集群的關系。同構性越高，說明產業集群化發展的效果更好。

    陳鴻宇也認為，雖然深莞惠都是電子信息業見長，但它內部是有分工的，并且這種分工是由市場去自發推動的，這是“積極的同構化”。

    TCL集團下屬的華星光電高世代模組項目，或許能夠解釋這種集群與分工的關系。華星光電曾創下深圳建市以來單筆投資額最大工業項目紀錄，2017年在惠州設立全資子公司。記者從惠州華星光電了解到，深圳利用一條生產線做新產品和新技術驗證，從產品抽檢上實現品質預警，提前攔截問題，而惠州則利用規模優勢，推進量產。

    深圳大學特區研究中心副主任袁易明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我們主張城市分工，城市主體功能要有差別定位，在這樣的情況下，高度的市場分工，自然就促成了合作。”

    袁易明認為，在都市圈時代，深圳將強化技術創新中心、商業模式創新中心、生產性服務中心的地位，莞惠河汕則將在戰略新興產業、高技術制造業和先進制造業方面形成新的優勢。

    這其實也給作為中心城市的深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閻鏡予說，深圳的制造業溢出將會是一種長期的客觀趨勢，政府的資源配置也應該順應這一趨勢。但現在的關鍵在于，深圳要把什么引進來？

    “粵港澳大灣區是代表中國參與國際化競爭的，這樣來看，深圳差的是什么？國際化。怎樣吸引更多的國際化企業、人才來到深圳？這需要營造一種制度環境，包括通關、稅收、信息管控等方面。深圳作為先行示范區，可能更多的不再是示范經濟發展，而是示范制度改革。”閻鏡予說。

    交通與公共服務是關鍵

    基于市場邏輯自發形成產業融合之后，企業或個人對于都市圈還有什么訴求和期待？

    東莞市嘉銘環保設備有限公司總經理阮子健平日里與深圳、惠州等地來往溝通密集，他希望將來交通更方便快捷。

    “交通”也是區域經濟專家們提及的高頻詞。深圳原副市長、哈工大（深圳）經管學院教授唐杰曾向21世紀經濟報道記者表示，在有限的空間范圍內，深圳要實現降成本，需要“走出去”，在更大的空間內布局。首先要做的就是往周邊區域“修路修橋”，形成連續的空間，讓要素實現自然流動。

    交通一體化的進程有望加速。《深圳市2019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執行情況與2020年計劃草案的報告》在提到做好深圳都市圈發展規劃時，專門提及“強化空間規劃銜接和基礎設施互聯互通”。

    在阮子健看來，開車的人想要改善公路，但更多的人希望把幾個城市間的軌道網絡鋪得更好，這一點深圳都市圈需要向一些國際發達都市學習。

    目前，莞惠城際、穗（莞）深城際已開通運營，深惠城際列入廣東省2020年重點建設前期預備項目。據公開報道，贛深高鐵正加快建設，計劃2021年建成通車，屆時將把深圳、東莞、惠州、河源串在一起，深莞惠將實現半小時互通。

    交通之外，公共服務資源的共享與均等化是另一個影響同城化進程的因素。一位政策研究人士告訴記者，鄰近深圳的一位地方領導曾向他抱怨，“來我們這里買房的人，20萬人里面有一半是從深圳過來的，買完房卻不在這里就業，老人孩子住過來，要我們建醫院和學校。”

    這位政策研究人士則回應道：“你們把醫院、學校建好，10萬人里有1萬人被吸引在這里就業了，你的經濟活動不就起來了？”

    一位住在東莞、在深圳上班的年輕白領表示，她的兩地通勤生活可能只是暫時的，等到要面臨子女教育等問題時，可能還是要搬到大城市。

    今年年初，廣東省政協委員聶竹青建議，省政府可協調深圳、東莞、惠州建立區域協調機制，就臨深片區合作建設大型安居社區涉及的戶籍、教育、醫療等配套政策的突破進行溝通，將區域聯動向縱深推進。

    陳鴻宇向記者表示，只有實現了公共服務的一體化，人口才會真正自由流動。中央關于深圳先行示范區的文件提出，幼有善育、學有優教、勞有厚得、病有良醫、老有頤養、住有宜居、弱有眾扶。這七個方面作為基本民生，必須要靠省級統籌。

    頂層設計打破行政分割

    無論是產業合作，還是公共服務一體化，都可能遇到行政壁壘的制約，而這恰恰是都市圈發展需要破解的難題。

    2019年2月，國家發改委發布《關于培育發展現代化都市圈的指導意見》，這是中國第一份以“都市圈”為主題的中央文件。在構建都市圈協同發展機制方面，該指導意見提出，鼓勵建立聯合招商、共同開發、利稅共享的產業合作發展機制；加快構建都市圈協商合作、規劃協調、政策協同、社會參與等機制。

    中國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首席經濟學家李鐵曾撰文指出，同城化發展是改革的問題，是打破區域行政封閉管理體系的最重要的制度性探索。

    孫不熟認為，都市圈本質上是共同發展、開放共贏。從短期利益來講，地方政府希望“肥水不流外人田”，但長期來看，產業走出去，很多時候是基于自身擴張的需要，有利于做大做強，最終實現了產業流出地和流入地的共同利益最大化。

    如何讓不同行政區內的主政者形成共識，將這種長期的考量制度化？閻鏡予說，某個產業紅火了，可能各個城市都想布局，這種競爭帶來的往往是狹窄的格局。有的產業并不是每個地方都適宜，有的產業環節很長，譬如人工智能，有基礎研發、應用研發、產品制造，還有銷售等。對于這樣一些產業規劃，是不是可以有更高層面的統籌？

    包括深圳都市圈在內，廣東省在統一部署和推動都市圈發展，助推地市之間建立起政策聯動機制，共同搭建平臺，共同規劃園區等。

    5月8日，廣東省委、省政府對外公布《廣東省建立健全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和政策體系的若干措施》，明確要“科學制定廣州、深圳、珠江口西岸、汕潮揭、湛茂都市圈發展規劃”。

    具體來看，要促進都市圈內中心城市與周邊城鄉同城化發展，率先推動統一市場建設、基礎設施一體高效、公共服務共建共享、產業專業化分工協作、生態環境共保共治，增強都市圈綜合承載能力和輻射帶動作用，全面提高都市圈城鎮化發展質量和城鄉融合水平。

    陳鴻宇說，廣東省提出制定各個都市圈規劃，是在打破行政邊界、構筑跨區域聯動協調機制方面邁出了關鍵性的一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