間接融資靠銀行，直接融資靠投行，這越來越被有識之士接受。也正是如此，現代投行這一屬性特異的金融機構，越來越被一些有遠見的地方政府和官員所追逐。

    各地政府對現代投行的認識這些年逐漸深入。一個典型例子就是，從中央到地方，這些年都再三強調要求金融機構發揮好服務實體經濟的作用，利用好資本市場直接融資功能。服務實體經濟，提升企業直接融資比例，尤其在當前疫情困局下為企業減負，毋庸置疑現代投行的作用比銀行要大。

    第一，現代投行可以通過專業化水平，將企業資產做成產品，銷售給適格的投資者，讓購買者與企業一起承擔風險的同時分享到對等的收益。如此操作，既不會增加企業的負債，一般情況下也不會影響企業正常經營。

    相反，企業如果尋求銀行貸款支持，第一步銀行對企業放貸的高門檻，就直接將一批企業拒之門外。還不說需要按期支付的負債本金及利息——直接影響企業生產經營中的流動性。而這些都還沒算尋求銀行貸款過程中的隱形成本。

    第二，現代投行擁有更專業的投資者客群，可以聚集這些投資者手中追逐風險收益的資金，通過標準化的產品形態服務，更能直接地服務于實體經濟。證券市場目前有1.6億投資者，而我國每年僅通過IPO、再融資等方式，就從這些投資者兜里募集到數以萬億的資金。如此規模的融資，如果按銀行放貸利息來計算，企業無疑會面對巨額的成本。

    第三，如果說銀行是靠利差收入這種牌照業務賺錢，那么現代投行則是靠專業服務收費。銀行放貸時，更多關注企業當下資產質量；投行進場，則更多關注企業長遠的成長。相對于銀行提供一次性的交易，投行更多提供的是陪伴式服務。

    第四，企業出現風險，銀行一般直接凍結企業資金，導致企業雪上加霜；券商投行則先給投資者提示風險，通過產品估值來倒逼企業解決風險。而作為資金提供方的投資者，在此過程中可通過交易來轉移風險。

    如上種種，在現代金融領域，券商投行已然成為一種戰略資產，它不僅擁有聚集資金的本領，還可以通過資本逐利的本性，聚集產業鏈、洞察行業，乃至整個經濟體未來的特效。

    社會主義先行示范區、粵港澳大灣區、前海自由貿易區——身兼國家“三區”建設重任，深圳的發展任重而道遠。如何更好地服務實體經濟，如何進一步利用資本市場提升直接融資比例，如何讓深圳的民營經濟更具活力，如何與國際進一步接軌……都是深圳面對的考題。

    今年是深圳經濟特區成立40周年，前40年的發展世界矚目，未來何去何從還待觀察。或許深圳路徑選擇有千萬條，但用好用足金融資源，重視為直接融資服務的現代投行戰略作用和意義，通過做大做強現代投行業，必能為深圳“三區”建設再創佳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