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為貫徹落實中央提出的“堅持底線思維，著力防范和化解重大風險”，幫助我國企業更好地認識當前所面臨的主要風險因素，深圳市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暨深圳市迪博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院、廣東省企業風險管理智能控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以2018年度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為樣本，通過對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報告中的風險信息進行整理分析，以此來窺探我國企業普遍面臨的主要風險，并結合當前國際國內宏觀環境形勢對風險發生的主要原因進行挖掘，以期為企業開展風險防控提供參考。

    統計顯示，截至2019年4月30日，滬深交易所共有3604家上市公司披露了2018年年度報告。剔除金融工具相關的風險因素，通過對上市公司披露的風險因素進行歸類分析發現，上市公司共披露了戰略、市場、運營、財務、法律合規5大類58小類17000多條風險信息。按照58類風險在上市公司出現的頻次進行統計發現，2019年度，我國企業面臨的主要風險分別是宏觀經濟風險、中美貿易戰風險、投資風險、競爭風險、價格風險、匯率風險、安全環保風險、人力資源風險、應收賬款風險、合規風險。

    圖12019年我國企業面臨的主要風險

    風險一：宏觀經濟風險

    新時代，我國經濟已由高速增長階段轉向高質量發展階段，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攻堅期，面臨經濟增長速度“換擋”的陣痛，短期內宏觀經濟下行壓力較大。而國際經濟自金融危機之后一直難以恢復，特別是隨著世界經濟格局不斷變化，各國之間的政治關系日益復雜，貿易摩擦、保護主義不斷加劇，都給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

    國際宏觀經濟形勢

    2017年度，世界經濟出現強勁復蘇勢頭，然而2018年初以來世界經濟快速復蘇勢頭被中斷。原因在于：美國貿易保護主義加劇，占全球經濟總量約40%的中美貿易摩擦升級，除美之外主要經濟體的制造業復蘇、進出口規模、經濟增速、經濟信心均受貿易戰陰霾影響；美聯儲強勢加息，全球匯率波動加劇，引發部分新興經濟體的貨幣危機。2019年上半年，全球經濟繼續走弱。其中，美國一季度GDP雖大超預期，但結構不佳，主要依靠存貨和凈出口拉動增長，消費已現疲軟態勢，而存貨和凈出口這兩個因素也難以維持。研究機構分析，近期多個經濟指標顯示出美國經濟已現高位回落態勢，下半年會進入下行通道。歐洲經濟在短期內還將延續疲軟態勢，但總體下行空間有限，日本與英國的經濟前景亦存在明顯壓力。IMF也于近期相繼下調了全球和中國經濟增速預期。此外，全球經濟貿易摩擦特別是中美貿易摩擦、英國脫歐進程、全球貨幣競爭性貶值等三個因素將是國際經濟面臨的主要風險因素。

    國內宏觀經濟形勢

    2018年中國經濟外部受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影響，內部存在金融降杠桿、產業結構調整、民營企業融資難等等問題，經濟下行壓力增大，宏觀經濟景氣度下行。2019年上半年，中國經濟總體運行平穩，增速持續放緩。一季度受“六穩”政策、基建發力節奏前移等因素影響，我國GDP保持在6.4%，好于市場預期；進入二季度以來，受中美貿易摩擦升級、全球經濟減速、政策有所收緊和市場預期改變等因素影響，中國經濟景氣度回落，下行壓力增大，預計二季度GDP在6.2%左右。中國銀行國際金融研究所分析認為，2019年下半年，中美貿易摩擦仍然充滿變數、中美互加關稅的實質性影響將持續顯現甚至有可能進一步升級，以及全球經濟減速，主要經濟體貨幣政策轉向等，都為中國經濟增添了不確定性。國內來看，經濟結構優化、發展方式和動能轉換仍然是我國長期堅定不移堅持的大方向，客觀上經濟下行壓力較大，但由于我國政府擁有足夠的政策空間和工具以應對未來不確定性的沖擊，隨著穩增長政策進一步發力，宏觀經濟有望在三季度企穩，預計全年GDP增長6.4%左右。

    風險二：中美貿易戰風險

    自2018年3月特朗普政府發起新一輪中美貿易戰以來，美國先后對從中國進口的600億美元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其中重點領域包括通信技術、航空、機械等），以及對中國進口的340億美元商品加征25%的關稅，中美貿易戰持續升級。今年5月初，特朗普政府又宣布將2000億美元中國輸美商品清單的關稅稅率由10%上調至25%，后期是否還將出臺3000億美元清單具有不確定性。此外，中美貿易摩擦也已經開始向其他方面發展，如美國對華為的技術封鎖、美國干涉臺灣問題、中美匯率戰等。長期來看，美國對中國經濟的抑制意圖明顯，中美貿易戰未來仍將充滿變數，并給我國企業帶來如下風險：

    出口下降風險

    隨著中美貿易戰的實質影響逐步顯現，未來我國企業將面臨較大的出口壓力。近年來中美貿易差額持續擴大，統計顯示，2018年，中美兩國貿易順差為2.14萬億，占中國全年對外貿易順差的92%。在此情形下，對于出口嚴重依賴美國市場的中國企業來說，中美貿易戰的發生及持續升級將會使企業承受高額的關稅壓力，企業原有的成本優勢將不復存在，出口業務面臨較大阻力。

    宏觀經濟沖擊風險

    作為中國最大貿易順差國，中美貿易戰將對我國經濟帶來較大負面沖擊。隨著美國對中國出口商品關稅的大幅上調，中國企業對外出口將會降低，加上歐洲、日本等其他發達國家經濟不景氣，短期內企業必將轉向國內市場，由此可能會造成國內相關行業產能過剩，從而對我國經濟發展造成不利影響，特別是當前我國正面臨經濟結構轉型和發展方式轉變的內外風險交織期，此舉必將會給我國經濟帶來較大壓力。此外，由于中美兩國在全球經濟中的顯著地位，中美兩國經貿關系的演變和發展必將對全球經濟帶來較大的不確定性影響。

    匯率波動風險

    貿易戰的持續升溫也可能會波及貨幣市場。自2018年中美貿易摩擦深化以來，人民幣匯率波動幅度達到了10%左右，波動幅度巨大。隨著2019年5月中美貿易戰再掀波瀾，離岸人民幣匯率一周之內貶值超過千點，且是在美元指數走弱的情況下大幅貶值。未來，隨著中美貿易摩擦變數不定，人民幣匯率可能仍會面臨較大的波動。

    風險三：投資風險

    當前，我國企業普遍面臨的投資風險集中表現在并購重組整合協同、PPP業務模式運作、一帶一路海外投資風險等方面。

    并購重組整合協同風險

    目前投資并購已成為我國企業進行業務擴張的重要途徑和手段。然而，衡量企業并購成功與否的最大難題往往是能否實現與被并購企業的有效整合。根據一些國際知名的研究機構、咨詢公司的調查結論，國外并購失敗的比例達六成以上，而國內企業并購的成功率僅僅三成左右。究其原因，多數是由于并購整合不到位，團隊不能形成合力，經營理念和思路不一致，業務不能協同運作，文化存在沖突等。從商譽減值來看，2018年度，滬深交易所上市公司中，24.30%的公司計提了不同程度的商譽減值損失，各公司商譽減值損失占資產減值損失的平均比例為40.83%，占非流動資產的平均比例為13.32%。事實上，由于并購交易是一項非常繁雜、涉及面廣的工作，如果前期準備工作不充分，沒有做好盡職調查、可行性研究、風險評估和方案規劃設計等工作，往往就會出現紕漏，甚至直接影響并購整合效果。在此過程中，還需要合理把握整合的尺度，過猶不及，反之亦然。此外，由于內外部環境的不斷變化，影響并購項目成功的不確定性可能隨時出現，因此，企業并購整合計劃還需要根據實際情況進行彈性調整，以達到最佳效果。

    PPP業務模式運作風險

    目前，我國已成為全球最大的區域性PPP市場，財政部、發改委等相關監管部門也相繼出臺了一系列PPP方面的政策法規。但總體而言，我國PPP還處于起步階段，屬于新生事物，且由于項目本身具有建設周期長、投資規模大、涉及領域廣、復雜程度高、工期和質量要求嚴、公益性強等特點，使得該類項目運行存在較大風險，包括政府決策和審批延誤風險、政府信用風險、政策法規變更風險、公眾反對風險、融資風險、項目建設風險、市場風險、不可抗力風險、腐敗風險、配套設施提供風險等等。實踐中有許多項目遇到了較大問題甚至失敗。因此，企業在進行PPP項目投資運營時，一定要做好項目甄選、合作伙伴選擇，以及項目融資、采購、建設、運營、合規等全方位、全過程的風險識別和防控，確保項目風險可控在控，項目預期目標得到最佳實現。

    “一帶一路”海外投資風險值得關注

    在當前全球經濟普遍衰退和貿易保護主義加劇的不利環境下，“一帶一路”的推行無疑為中國企業對外貿易和海外投資提供了新的、巨大的發展機遇。然而，由于“一帶一路”沿線各國宏觀環境復雜多變，政治體制、宗教文化、經濟基礎和基建條件差異較大，市場、政策、法律法規等信息不健全、不對稱、不透明，部分重要區域如中東、非洲等國家政治局勢一直動蕩不安，再加上當前國際政治經濟形勢的嚴峻復雜以及部分沿線國家在經濟和文化上對歐美國家的高度依賴等，都使得中國企業“一帶一路”海外投資經營中所面臨的風險不容小覷。同時，海外投資項目本身的大規模、長周期、高資金等特征也決定了其高風險性。因此，對參與”一帶一路“的中國企業來說，海外風險防控機制建設意義重大，必須從組織及職責權限、盡職調查、風險評估、可行性研究、審議決策、法律合規審查、技術手段、制度流程、過程管控、監督評價、違規追責等多個方面加大投入，聚焦重要業務環節和關鍵風險要素，確保重大重要風險無一遺漏，并提前做好防范措施和應急預案，在不發生顛覆性風險的前提下促使項目實現最佳收益。

    此外，企業還應當關注大規模投資并購帶來的業務擴張風險，妥善應對快速擴張所帶來大規模、多元化集團化管控能力的挑戰，避免因管理體制、機制和能力與發展速度不匹配而阻礙企業的正常運行和長遠發展。

    風險四：競爭風險

    競爭風險重點集中在制造業、交通運輸業、服裝服飾業、互聯網和軟件信息服務業、零售業，主要表現為如下幾個方面：

    低端、低質量產品和服務供過于求。長期以來，我國制造業和服務業普遍存在著大而不強、整體層次和發展水平偏低的現象，在全球產業鏈、價值鏈處于低端位置，產品技術含量較低，同質化競爭較為嚴重，部分行業甚至存在產能過剩現象。

    中高端、優質產品和服務能力不足。隨著我國社會經濟和人民生活水平不斷提高，消費者對高品質、高端產品和高質量服務的需求更加突出，但目前國內企業的產品供給還不能很好滿足需求結構的這一變化。如此前轟動全球的中興通訊因遭美商務部封殺制裁，運行幾乎陷入停滯，而中興之所以會被美國“扼住喉嚨”，正是因為其約占營收60%的電信設備關鍵組件和芯片，以及約占營收30%的消費類電子產品關鍵零部件均主要依賴美國供應商。

    行業下行，導致企業競爭加劇。受國家優惠政策退出及中美貿易戰等因素影響，部分行業景氣度下降，企業之間競爭激烈。如受購置稅優惠政策退出及中美貿易戰等不確定因素，汽車行業增長陷入停滯。2018年下半年以來汽車市場銷量下滑，競爭加劇，各廠商紛紛開展“汽車下鄉”、“以舊換新”等降價促銷手段以減輕庫存壓力，全年銷量較2017年同比下滑2.8%。

    國家對重點及戰略新興產業的大力扶持，吸引競爭者不斷加入。近年來，為全面建成現代化工業強國和經濟強國，國家針對智能制造、互聯網及軟件技術、集成電路、光伏、風電、水務和環境治理等重點及戰略新興產業出臺了一系列優惠或利好政策，吸引國內外企業紛紛投身其中。如截止2018年底，全國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規模以上企業3.78萬家，較上年增加2881家，增幅8.26%。

    我國市場化改革進程加快，市場化程度提高。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國企改革、電力體制改革、油氣體制改革等的不斷推進，相關行業門檻降低，市場化程度日趨提高，不但面臨行業現有企業競爭加劇的壓力，還要面對有品牌、有實力、有技術的外來企業的入侵威脅。以電力體制改革為例，目前我國電力市場化力量逐步顯現，售電側市場競爭機制初步建立，全國市場化交易電量逐年攀升。據統計，截至2018年8月，全國在電力交易機構注冊的售電公司達3600家左右。而這些新生力量的加入，也使得原有電網企業積極謀劃轉型，發掘新的效益增長點，構建新的盈利模式。

    科學技術迅猛發展及市場需求變化加快帶來較大的競爭壓力。近年來，隨著云計算、移動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現代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給企業傳統的運營模式帶來較大沖擊，而技術快速迭代帶來的產品更新速度加快，以及消費者需求日益個性化和多元化等，也給企業帶來較大的競爭壓力。如為適應新時代的要求，零售業企業不斷轉型升級，新興業態快速增長，智慧零售、跨界零售、綠色零售、無人零售等新商業模式不斷涌現，傳統零售、電子商務在科技、供應鏈等領域相互滲透、融合，行業競爭愈發激烈。

    風險五：價格風險

    價格風險主要集中在能源業、農牧業、制造業等行業，具體表現在原輔材料價格波動和產品銷售價格下降兩個方面。

    原輔材料價格波動

    受宏觀經濟環境、政治局勢、國家產業政策、市場供需變化、自然環境、人工成本等多種因素影響，大宗原輔材料市場價格波動幅度較大，價格走勢難以預測。部分原輔材料價格持續上漲，給企業帶來較大的成本壓力。如鋼材生產所需的鐵礦石、煤炭等大宗原輔材料2018年以來價格出現較大上漲幅度。鐵礦石方面，由于受礦難、火災和熱帶氣旋等意外事件影響，全球三大鐵礦石巨頭淡水河谷（Vale）、力拓（RioTinto）和必和必拓（BHPGroup）紛紛下調今年的鐵礦石產量，導致全球鐵礦石供給緊俏，從而不斷推升進口鐵礦石價格上漲，短期內漲勢難變。煤炭方面，2018年，受煤炭需求旺盛、環保限產、安全檢查等因素影響，煤炭價格整體高位震蕩。從中長期看，隨著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不斷推進，持續淘汰落后產能、加強行業整合和環保壓力將使得煤炭產能規模不斷收縮，供需兩側將不斷匹配，預計煤價總體仍將維持在中高位水平。

    產品銷售價格下降

    受供求關系、市場競爭等因素的影響，企業往往會面臨客戶直接壓價、競爭對手價格競爭甚至惡意的“價格戰”，導致產品銷售價格下降，盈利能力降低。如在行業產能過剩、市場需求下降的背景下，2019年，國內光通信行業市場形勢極其嚴峻，市場競爭進一步加劇。最新中國移動普纜集采結果顯示，在“最低價滿分”且減少入圍廠商數量的規則下，光纖價格腰斬近一半。由此可能會導致整個行業產品的價格水平進一步被拉低。同時，電價、藥品價格等關系國計民生的產品價格受到政府的嚴格監管和調控，價格不斷下調，且隨著體制改革的不斷深入，價格競爭逐步放開，企業所面臨的價格壓力也比較大。

    風險六：匯率風險

    匯率風險主要集中在采礦業、制造業、航空運輸業等，該類行業往往涉及境外業務活動。

    2018年，在國內經濟下行、中美貿易戰、美元指數升值、人民幣匯率市場化改革等背景下，人民幣匯率先漲后跌，呈現巨大的雙向波動特征。從2018年年初至4月初，國內經濟開局良好、美元繼續走弱，市場情緒較為樂觀，人民幣匯率延續了2017年以來的升值趨勢；但4月過后，隨著經濟下行壓力重現、中美貿易摩擦升溫升級，人民幣匯率轉為下跌；6月15日，美方公布了第一批中國進口商品加稅清單，中美貿易摩擦全面升級疊加國內經濟下行壓力等致使人民幣匯率加速下跌；2019年上半年，中美貿易戰談判結果出現多次反復，預期不容樂觀，人民幣匯率一定程度受其影響出現反復波動。以中美貿易摩擦為節點，人民幣匯率呈現出了巨大的雙向波動特征，在中國企業國際化程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中國企業在進出口業務、國際采購、國際結算、境外投融資、會計報表編制等方面受到匯率波動的不利影響不斷加大，匯率風險不容忽視。

    隨著中美貿易戰進入實質階段，研究機構普遍預測，2019年下半年人民幣匯率在走勢上將繼續跟隨美元指數反向波動，人民幣匯率仍有階段性貶值的壓力。在此情況下，要特別關注匯率變動對企業的影響，特別是有境外業務的公司要及時做好應對措施，如進口企業應當提前做好對相關原材料、商品等價格的控制管理，做好成本管控；出口企業也應當注意預防匯率波動帶來的風險，提前做好風險應對準備。

    風險七：安全環保風險

    安全環保風險主要集中在制造業、能源業、運輸業等行業，具體表現在安全生產和環境保護兩個方面。

    安全生產風險

    受行業特點和自然災害等不可抗力因素影響，安全生產一直是采掘、化學化工、機械制造、煙花爆竹、運輸等相關行業企業面臨的重要風險，也是國家重點監管領域。據國家應急管理部通報，從數據來看，2018年全國安全生產形勢持續穩定好轉，但整體來看，目前我國安全生產還處在脆弱期、爬坡期和過坎期，事故還處于易發多發階段，安全管理不能放松。分析發現，當前我國安全生產事故發生的主要原因，一是安全發展理念沒有牢固樹立起來，一些地區、企業在發展過程中仍存在注重數量發展而缺乏安全底線、紅線；二是風險隱患點多面廣，安全基礎不牢；三是企業安全生產主體責任尚未完全落實到位，往往為了搶產量、降成本犧牲了安全投入、安全設施；四是從業人員安全知識、安全意識、安全習慣有待進一步加強等。可見，多數安全生產事故還是由人的不安全行為和管理缺陷造成的，雖然近年來隨著全球氣候環境的變化，各類自然災害的頻繁發生給企業安全生產造成了較大威脅，但如果企業自身安全基礎牢固、安全管理措施到位，就能夠及時發現安全隱患、及早預防，將安全風險遏制在萌芽狀態或控制在最小程度內。

    環境保護風險

    近年來我國政府始終高度重視環境問題，將生態環境保護上升到國家戰略層面，提出要“堅決打好污染防治攻堅戰”，深入實施大氣、水、土壤污染防治三大行動計劃，對大氣、土壤、水污染防治的要求日趨嚴格，生態保護紅線、環境質量底線、資源利用上限和環境準入負面清單的剛性約束力越來越強，對企業前期、基建、生產等各項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根據《國務院關于研究處理大氣污染防治法執法檢查報告和審議意見情況以及有關決議落實情況的報告》，2018年全國環境行政處罰罰款152.8億元，同比增長32%，是新環境保護法實施前2014年的4.8倍。

    2019年，污染防治和生態建設仍是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工作之一。根據兩會《政府工作報告》，今年我國要大力推動綠色發展，協同推動高質量發展與生態環境保護。一方面，要持續推進污染防治工作，鞏固擴大藍天保衛戰成果，加強污染源治理，促進污染物排放量持續下降；另一方面，要壯大綠色環保產業，堅持源頭治理，加快火電、鋼鐵行業超低排放改造，實施重污染行業達標排放改造，同時要進一步調整優化能源結構、推進煤炭清潔化利用、健全天然氣產供銷體系、大力發展可再生能源等。可以預見，今年環境問題仍然會是國家的重點監查對象，我國企業仍將面臨較大的環保壓力。

    風險八：人力資源風險

    人力資源風險主要表現為人才結構不合理、高精尖人才短缺、人才競爭壓力大、人才流失嚴重、人力成本不斷提升。從行業分布來看，醫療、互聯網、軟件、專業技術服務等技術門檻較高、行業發展迅速的企業人力資源風險最為明顯。

    人才結構及高精尖人才短缺風險

    隨著全球社會經濟和科學技術的迅猛發展，企業所處的商業環境、運營模式等均發生了巨大改變，由此也對企業的人力資源結構、人才素質技能、人才管理模式等提出了更高挑戰。特別是當前，我國經濟正處在轉變發展方式、優化經濟結構、轉換增長動力的高質量發展階段，已從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實現的粗放型高速增長，轉變為主要依靠技術進步、改善管理和提高勞動者素質實現的集約型增長。以供給側結構性改革推動產業結構、產品結構轉型升級，以自主創新的技術帶動質量效益提高，將是今后很長時間內我國經濟發展的重點之一。同時，隨著“中國制造2025”國家戰略的不斷深入推進，以及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自動化、機器人、清潔能源、生物技術等科學技術的快速發展和在各行各業的不斷應用，隨著市場競爭的日益激烈和依賴多學科、多領域大跨度、深層次的交叉滲透和跨界融合的復雜問題日益凸顯，如何建立適應新時代、新形勢的人才體系和人力資源管理體系成為企業普遍面臨的一大難題。

    人才流動風險

    受人才競爭、薪資待遇、職業發展、新興行業吸引等多重因素影響，人才在各行業和崗位之間的流動日益普遍。BOSS直聘研究院《開源時代：2019人才資本趨勢報告》調查顯示，2018年有跳槽經歷的人才總量較2017年增加了32.3%，其中，技術類崗位流動密度明顯更高。全球領先的職場社交平臺LinkedIn（領英）發布的2018中國職場人跳槽趨勢洞察和《2018中國人才招聘趨勢報告》也顯示，中國職場人跳槽周期逐年縮短，跨行業及地域流動趨勢明顯。互聯網、房地產、汽車成為人才凈流入比最高的三大行業，而電信、信息技術與服務及石油能源等行業則正在面臨顯著的人才流失問題。越發頻繁的人才流動一方面體現了越發活躍和開放的職場特征，另一方面也給企業招聘和留住人才帶來新的挑戰——人才留存難度增大、招聘工作量激增等。

    人才成本上升風險

    近年來，隨著我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及通貨膨脹、供需關系等因素影響，人力資源成本普遍呈現上漲趨勢，尤其是發展比較快的新興行業及面臨升級轉型的行業，從而給企業帶來較大的成本壓力。統計顯示，2018年度，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業、制造業、科學研究和技術服務業、水利環境和公共設施管理業、農、林、牧、漁業上市公司工資薪酬占管理費用的比重較2017年分別上漲49%、47%、33%、15%、10%。中國銀行2019年“1120工程”調研數據也顯示，當前人力成本上升對企業生產經營的影響正在不斷加深，高達82.2%的被調查企業認為人力成本占企業營業收入的比例正在不斷加深。企業普遍反映受社保嚴格繳納等因素影響，減費降稅的利好影響幾乎全部消失，人力成本劇增成為經營成本高昂的最主要因素。

    風險九：應收賬款風險

    應收賬款風險主要集中在建筑業、制造業、軟件和信息技術服務等相關行業。從應收賬款比例來看，2018年度，我國建筑行業上市公司1年以內應收賬款比例平均值為60%，制造行業為83%，信息傳輸、軟件和信息服務業為74%。從應收賬款周轉情況來看，2018年度，我國建筑行業上市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平均值為4，約54%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小于3，68%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低于平均值。制造業中，計算機、通信和其他電子設備制造業約53%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小于3，68%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低于平均值；通用設備制造業約58%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小于3，64%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低于平均值；專用設備制造業約59%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小于3，66%的行業公司應收賬款周轉率低于平均值。

    總體來看，應收賬款風險普遍發生在生產制造類企業以及交付周期長、分階段實施的房屋、土木建筑工程建設或裝飾裝修工程、重大設備安裝工程以及軟件開發等類型業務中，具有較強的行業或業務特殊性。實質上，應收賬款是企業經營管理的一個重要手段，對于促進企業產品銷售、減少庫存成本等具有積極意義。然而，應收賬款的弊端也很明顯，一方面，會大量擠占企業流動資金，給企業現金流造成較大壓力，另一方面，容易受到外部經濟政策等因素以及客戶經營和信用狀況變化的影響，給企業造成壞賬損失。如何平衡好上述兩個矛盾對立的問題、充分發揮好應收賬款對企業的積極作用，關鍵在于企業要切實提高應收賬款風險防范意識，建立健全事前、事中、事后全過程的應收賬款管理機制，確保對應收賬款風險的有效防控，提高應收賬款管理的效率和效果。

    風險十：合規風險

    合規風險壓力較大的行業有醫藥、房地產、電力、石油和天然氣、汽車、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等。近年來，為推動我國經濟高質量發展，國家針對上述行業出臺了一系列監管法規，使得行業企業面臨的合規和經營壓力日益加大。

    醫藥行業

    隨著國家醫療衛生體制改革的不斷推進與深化，各種醫藥改革政策措施頻出，公立醫院改革、兩票制、醫保支付方式、藥品集中帶量采購模式、招標降價、一致性評價、藥品審評制度、藥品注冊分類改革、GMP飛行檢查、工藝核查、藥品上市許可持有人制以及國家醫療保障局掛牌成立等改革政策措施紛紛落地執行，都將深刻影響醫藥產業的各個領域，對藥品經營環境造成巨大的影響。未來，加強藥品質量控制及藥品控費將成為國家醫藥改革的常態。這些都將給醫藥企業經營帶來巨大壓力和挑戰。

    房地產行業

    2019年，國家關于房地產仍然堅持“以穩為主，一城一策”的政策基調，一方面，繼續堅持住房居住屬性、緊盯房地產金融風險、分類指導、穩步推進房地產稅立法的大方向；另一方面，各地結合市場運行現狀，積極落實主體責任，一城一策，防止樓市大起大落。總體來說，未來國家對房地產行業的調控趨向將更加注重長效機制的建設和調控的市場化，同時，地方政府在房地產調控上將具有更多自主權，區域調控政策差異化。這對于對房地產企業風險控制、把握市場的能力以及經營管理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

    電力行業

    電力行業是國家重點扶持的基礎性產業，受國家宏觀經濟政策、產業政策、環保政策、能源開發政策等影響，如“調整產業結構”、“促進產業升級”、“供給側改革”等政策的出臺，對電力企業的技術創新、節能環保、智能化等綜合能力提出了新的要求；同時，隨著電力市場化改革加速，電力體制改革逐步向深層次推進，輸配電價改革、增量配電網改革試點、電價傳導機制、電價政策落實、電能替代等措施不斷落地見效，電力市場商業模式將發生徹底改變，電力企業的發電量模式、電價模式、收益機制和盈利模式也將隨之改變。此外，國家對可再生能源提出強制配額要求，從而對企業加快電源結構的調整步伐提出挑戰。

    石油和天然氣行業

    隨著天然氣行業市場化改革的持續深化，各項政策相繼出臺并不斷落實。根據國家《關于推進價格機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深化石油天然氣體制改革的若干意見》、《關于加強配氣價格監管的指導意見》、《關于理順居民用氣門站價格的通知》等文件精神，將進一步深化資源性產品價格改革。同時，隨著天然氣價格市場化步伐加快，氣源渠道更加多樣，價格調整更加頻繁，市場主體更加多元，經營難度加大，受銷售價格調整滯后影響，利潤空間會一定程度降低。

    汽車行業

    自2016年開始，國家對新能源汽車補貼實行逐步退坡措施。2019年，新能源汽車補貼標準在2018年的基礎上繼續退坡超過50%，并取消“地補”，改為補貼充電基礎設施。2019年3月26日至2019年6月25日為過渡期，6月26日新的補貼政策開始實施。新能源汽車補貼政策的調整，可能對企業新能源汽車配件業務帶來一定的政策風險。此外，隨著汽車保有量的快速增長，機動車尾氣排放對城市環境污染影響加劇，交通出行狀況不斷惡化，能源消耗加大等問題逐步凸顯，國家對于汽車消費的產業政策調整明顯，未來勢必將不斷加強對汽車產品尾氣排放的要求。

    煤炭等產能過剩行業

    “十三五”以來，國家發改委、能源局密集出臺了“三個一批”、煤電建設風險預警、淘汰落后產能、開展專項監管、取消一批以及進一步調控煤電規劃建設等一系列調控煤電發展速度的政策“組合拳”。2017年，國家發改委等16部委聯合發文要求防范化解煤電產能過剩風險，明確提出從嚴淘汰落后產能、嚴控新增產能規模、加快機組改造提升等一系列要求。2018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明確提出要大力化解煤電過剩產能。2019年全國能源工作會議進一步提出“要堅持調結構、優布局”。預計當前及今后一段時間，煤電產業將持續處于“淘汰落后產能、優化改造存量、嚴控新增裝機”狀態，這將對企業投資開發新項目產生一定限制，對于企業長期可持續發展也提出了更高要求。

    發布單位：

    深圳市迪博企業風險管理技術有限公司

    深圳市迪博內部控制與風險管理研究院

    廣東省企業風險管理智能控制工程技術研究中心

（編輯 上官夢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