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證券法修訂草案下周“四讀”，投資者維權難頑疾如何攻破

    終于等來了證券法修訂草案“四讀”的消息。

    12月16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四十四次委員長會議決定，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12月23日至28日在北京舉行，委員長會議建議，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審議多項法律草案，其中包括證券法修訂草案。

    證券法的修改備受各界關注，其中涉及到近1.6億A股投資者的切身利益。近幾年來，立案難、開庭難、判決難、調解難、執行難、再審難等一直橫亙在投資者民事索賠的路上。值得注意的是，有多位律師告訴記者，這些提起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投資者占符合起訴條件總人數的比例還不到5%。這意味著還有逾9成的投資者因為獲取索賠信息難等問題錯失了索賠機會。

    在多方業內人士看來，這背后的原因在于，第一，一些地方法院在投資者索賠案件各個環節尚未表現出應有的主觀能動性；第二，投資者個人進行訴訟維權成本比較高，而且投資者個人舉證能力相對較低，難以舉證證明相應的法律要件；第三，現有的訴訟機制還不能提供給受害投資者強有力的訴訟工具，訴訟渠道、訴訟機制存有限制。

    如何攻破這些頑疾，拓寬投資者保護司法路徑，各界期待證券法修改來尋找答案。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清華大學商法研究中心副主任湯欣告訴第一財經記者，當前單獨訴訟、共同訴訟、群體訴訟中的代表人訴訟這三個機制是已有選項，德國的示范訴訟模式、美國的集團訴訟模式、臺灣地區的團體訴訟模式是待選擇項，最終是“3+1”還是“3+X”尚不確定。

    投資者維權難

    目前A股市場擁有近1.6億的公眾投資者，而散戶投資者在其中占據了99%以上的比例。散戶投資者通過法律手段維權越來越受到關注。

    在實踐中，一般投資者委托律師發起索賠訴訟，相關法院進行立案，需要以證監會的《行政處罰決定書》作為前置條件。

    據不完全統計，2019年內證監會共開出130份左右罰單，絕大部分的被處罰對象為上市公司及其實際控制人、高管，此外，金元證券、德邦證券、立信會計師事務所、銀信評估等證券服務機構也榜上有名。

    伴隨著證監會的高頻處罰，2019年內投資者維權也呈“風起云涌”之勢。根據資訊數據，今年以來，有近70家上市公司涉及證券虛假陳述責任糾紛和證券欺詐責任糾紛，前者占絕大多數；涉及的案件累計有1036起，原告方主要為個人投資者，有些案件中是數十甚至幾百人投資者一起起訴。

    “2019年內僅我們一家律師事務所就針對超過20家上市公司發起索賠征集或者訴訟，涉及投資者超千人，本年度內拿到賠償款的投資者也已超過600人。”上海明倫律師事務所律師王智斌告訴記者。

    最近幾年投資者參與維權的主動性的確有所提升，但是不可否認的是，真正參與到索賠訴訟程序的投資者仍然是少數。

    國浩律師（上海）事務所律師朱奕奕向記者稱，由于證券市場違法行為的隱蔽性，投資者在獲取索賠信息方面存在困難之處。有些上市公司的行為實際上已經損害了中小投資者合法權益，但是投資者并不知情，甚至也不了解其所受損失可以通過法律途徑獲得賠償。

    “由于信息、地域、成本、信心和信任度等方面的因素，據估算，主動提起證券民事賠償訴訟的投資者基本不到權利受到損失并符合起訴條件的投資者總人數的5%，有些案件甚至根本無人起訴。”廣東奔犇律師事務所律師劉國華稱。

    另一個問題在于，即便投資者主動提起訴訟索賠，在目前的民事賠償機制中，索賠之路周期長且阻礙多。

    “調解難，投資者起訴到某法院，訴前調解快一年了，還沒立案。立案難，某上市公司被證監會處罰，某法院一年不受理案件。開庭難，某法院受理案件一年多，一直不開庭。判決難，投資者起訴，已經兩年多，某法院至今沒有作出一審判決。執行難，至少有幾千位投資者，歷盡艱難，告贏五六家上市公司，但是公司沒錢，拿不到賠償款。再審難，有投資者一審、二審勝訴（耗時兩年），某公司申請再審，最高院提審已經一年半，至今未判。”一位證券維權律師道出經歷的維權六大難點。

    “目前投資者維權面臨的主要問題在于訴訟周期過長。”王智斌舉例稱，投資者訴佳電股份案件，從2018年5月哈爾濱中級人民法院首次開庭審理該案，至今已有19個月，但是該案沒有作出一例判決，2018年底提交哈爾濱中院的立案材料，至今也還未進入立案程序。

    也存在投資者打贏官司拿不到錢的情況。第一財經記者從投資者和維權律師方面了解到，投資者訴金亞科技索賠案，法院判決賠付比例大概12%，但是基本沒人拿到賠償款。該律師稱，“如果公司沒錢，即便投資者打贏官司，申請法院強制執行，最后是拿一紙法院裁定‘終結本次執行程序’。今后如果發現被執行人有財產，可以申請法院恢復執行。但是，終結之后，基本上是遙遙無期了。”

    原因何在？

    投資者通過民事訴訟索賠為何存在重重難點？

    就投資者維權訴訟周期過長的原因，王智斌認為，一方面是因為該類訴訟原告人數較多、損失計算復雜等案件自身原因；另一方面，也與各地法院不同的處理方式有關。在該類案件中，最高院倡導“多元”調解機制，初衷是為了盡快、批量解決爭議，但在實踐中，部分地方法院以“多元化”調解為由遲遲不對案件進行實質性審理，造成案件大量積壓，投資者怨聲載道。

    “只要遵守法律，很多問題都解決了。有法不依是核心障礙。比如立案，很多案件長期不立案，而法律規定是七天內立案，比如哈爾濱中院。”上海創遠律師事務所律師許峰稱。

    朱奕奕也稱，目前投資者索賠集中在虛假陳述領域，內幕交易、操縱市場比較少。由于證券糾紛往往具有涉及廣、金額大，單個投資者損失程度不一的特點，使得投資者個人進行訴訟維權成本比較高，而且投資者個人舉證能力相對較低，難以舉證證明相應的法律要件，而且還存在著異地索賠的難點。

    “的確存在這些情況，但也沒有那么悲觀，我們所做的統計研究表明，中國證券市場上的虛假陳述訴訟，有相當數量的投資者在現有的單獨訴訟和共同訴訟的模式下獲得了賠償，相較美國市場，案例統計顯示中國投資者的獲賠率實際要更高些。”湯欣告訴記者，獲賠率較高的原因之一在于中國的訴訟實踐有證監會行政處罰決定書作為前置條件，更有針對性，而美國等其他市場沒有前置程序的要求，起訴相對比較隨意。

    他同時稱，A股市場上的投資者民事索賠存在諸多難點，反映出的主要問題之一是投資者對于民事賠償機制的信心不足，而背后的深層次原因，除一些地方法院在投資者索賠案件各個環節尚未表現出應有的主觀能動性之外，也包含現有的訴訟機制還不能提供給受害投資者強有力的訴訟工具，訴訟渠道、訴訟機制存有限制，所以虛假陳述案民事賠償訴訟總的情況，沒有像國外特別是美國那么活躍。

    《民事訴訟法》上規定的訴訟途徑有單獨訴訟、少數當事人的共同訴訟以及當事人人數眾多的群體訴訟等，最高人民法院2003年在虛假陳述民事賠償相關司法解釋中允許投資者以單獨訴訟、共同訴訟和“人數確定的代表人訴訟”方式起訴，但代表人訴訟尚未充分激活。

    朱奕奕認為，針對投資者維權的難點，應完善代表人訴訟制度，通過證監會的前置認定程序降低投資者的舉證難度，降低訴訟維權的成本，通過示范判決統一裁判規則，完善投資者維權的途徑。

    “在投資者遭遇尤其是財務造假類的違法行為造成損失時，除了爭議調解、（主動的）先行賠付和賠償基金等訴訟外方式外，為其提供包括單獨訴訟、共同訴訟、代表人訴訟乃至集體訴訟在內的司法索賠渠道，形成路徑之間的相互補充和良性競爭，是完善投資者保護制度可以嘗試的政策選擇。”湯欣稱。

    如何拓寬司法路徑？

    為提高司法審判效率，目前上海金融法院已經在嘗試示范訴訟機制，除此之外，證券類訴訟的訴訟代表人制度以及集體訴訟制度等，都已經在學術界、實務界進行了多輪探討。業內對修訂的《證券法》給予期待，希望在證券訴訟制度方面有所突破。

    對于示范判決，今年1月，上海金融法院發布《關于證券糾紛示范判決機制的規定》，并于今年3月首次在審判實踐中推行適用證券糾紛示范判決機制。

    “從示范判決加調解來看，上海金融法院確實做了很多工作，以首案方正科技來看，這個機制的推進有合理性，也提高了審判效率，應該說總體是值得肯定的。”許峰表示。

    朱奕奕也稱，示范判決機制可在處理群體性證券糾紛中，選取具有代表性的案件先行審理、先行判決，通過發揮示范案件的引領作用，妥善化解其他平行案件的糾紛解決機制，有助于促進適法統一，提升審判效率，實現矛盾快速化解，節約司法資源，同時可以降低訴訟成本，有助于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

    “據我們了解，目前上海金融法院未審結的證券訴訟案件超過一千件，預計未來其他證券訴訟案件也會采用示范判決機制。”王智斌告訴記者。

    對于如何拓寬投資者索賠的司法路徑，湯欣認為有四條路徑，第一，激活休眠狀態的代表人訴訟機制，目前最高人民法院已有政策；第二，學習德國的示范訴訟經驗；第三，借鑒中國臺灣地區的團體訴訟；第四，選擇美國式集團訴訟中的合理因素。

    今年11月4日，中國證監會黨委傳達學習貫徹黨的十九屆四中全會精神，并強調將積極配合推動證券法、刑法修訂，推動建立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顯著提升違法違規成本，持續凈化市場生態。

    對此，有律師認為，要實行集體訴訟需要修改《民事訴訟法》來實現，因為涉及的領域太多。但湯欣則表示，若要普遍使用的話，需要修改《民事訴訟法》，但若只是在證券市場上使用，則可以考慮在《證券法》當中新增條文，“要看如何定義集體訴訟，是定義為當事人人數不確定的代表人訴訟，還是類似于臺灣地區的團體訴訟，二者比較美國式的集團訴訟都要更加溫和”。

    對于中國特色的證券集體訴訟制度，業內有一種聲音是借鑒域外證券集團訴訟的特色，完善現有代表人訴訟。朱奕奕解釋稱，完善現有代表人訴訟，應考慮在立法中對“明示退出，默示加入”規則進行原則性的規定，并可借鑒域外證券集團訴訟的特色，在制定專門的司法解釋時，對前述原則性規定進行具體和細化。

    他同時稱，應將示范判決機制與代表人訴訟制度有機結合，并在此基礎上，強調多元化證券糾紛解決機制，利用業已建立的多家專業、中立的金融糾紛調解機構，如上海市金融消費糾紛調解中心或中證中小投資者服務中心，從更客觀的角度考慮問題，完成維護全體投資者權益的使命，促進金融糾紛及時有效地化解。

    據湯欣介紹，中國臺灣地區的團體訴訟則是投資者在人數達到一定規模以上，委托給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原告來提起訴訟，勝訴或者和解金額再向投資者進行分配。

    美國的集團訴訟，既是美國市場上投資者保護方面最為重要的民事賠償機制，本身的制度發展又飽受爭議。爭議點主要在于容易導致濫訴，甚至可能會出現訛詐性質的案件。另外，美國的集團訴訟相對而言高度復雜。

    “A股市場是否需要建立集體訴訟，如果決定建立應該進行哪些中國式的制度改良，避免發生濫訴和其他形式的社會負面效果，是需要進行研究的重要課題。”湯欣稱。

    湯欣認為，如果嘗試建立證券市場上的集體訴訟機制，則需要在立法、原告及其律師、被告、法院等環節逐一進行謹慎論證。

    據他介紹，比如原告及其律師方面，在制度試點初期，可以暫時規定由監管機構設立的投資者保護機構作為“首席原告”，由其承擔訴訟費用、負責聘請和監督原告律師，以防止原告律師受到訴訟酬金的過度激勵，以致發生濫訴或選擇性起訴大公司的現象；另一方面，也可以避免原告及其律師因為訴訟費用高昂、風險較高而不愿發起訴訟。

    湯欣告訴記者，單獨訴訟、共同訴訟、群體訴訟當中的代表人訴訟是已有選項，未來仍然會并存，臺灣地區的團體訴訟、德國的示范訴訟、美國的集團訴訟是待選擇項，具體怎么選擇尚不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