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前，我國在精準扶貧取得決定性成果之后，黨中央又做出偉大決策，及時把后扶貧時代的工作轉移到鄉村振興上來。

　　為此，《農村金融時報》對民盟中央農業委員研究員郭永利進行了專訪。這位對農業政策有著豐富經驗的研究員認為，唯有用改革的辦法解決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農村才會鄉村振興。

　　《農村金融時報》：為啥要提出鄉村振興?

　　郭永利：因為鄉村在前一段改革發展取得巨大成就的情況下，又出現了新的問題和挑戰，也就是隨著農村勞動力流動轉移和城鎮化進程的加快，以及農業在國民經濟中與其他產業比較利益的下降，一些地方農村凋敝、土地撂荒、人口老化，農業購銷、金融、保險、科技投入、社會化服務體系建設滯后等問題，成了凸現的政治經濟問題。

　　我80年代曾經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國務院農研中心參與政策研究工作，90年代以后轉到人民銀行系統下的人保、農行、農村信用社、江泰保險經紀公司等單位，還參與了財政部農業司農險改革和農業保險公司籌建方案設計，搞農村金融和保險改革研究和試點。總起來是一輩子沒離開農業農村農民。是40年農村工作，其中，30年涉及農村金融和農業保險。

　　這次談談農業政策和破解當前困局的建議。我想輕松一點，談談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第一、昨天。以1979年為時間點以前。先說農村改革發展的昨天。那個時候為啥要改革?因為發展出現困難，困難是啥?一些地方吃不飽飯，穿不暖衣，一個字窮，兩個字太窮，三個字不想窮。人們要過好日子。但深層次的原因是人民公社一大二公、一平二調、集體勞動大鍋飯、統購統銷的體制，生產關系超越跨空了生產力。還有，極左的割資本主義尾巴的政策，綁住了手腳，禁錮和束縛了生產力發展，壓抑了農民的積極性。

　　而1979年以后的農村改革，首先來自農民最基本的生存需求，來自農民要求吃飽穿暖、勞動致富等等最樸素的發展愿望。在歷史的關鍵時刻，黨中央及時尊重農民的選擇，出臺了一系列支持保護農民發展生產和渴望吃飽穿暖、勞動致富的政策。這就是農村改革發展的昨天。

　　第二，今天。從1979以后到現在，我們把它稱為農村改革發展的今天。這個時期是農民從舊體制和極左政策思想束縛下解放出來的時代，是生產積極性極大釋放的時代，也是農業農村改革與發展推動整個國民經濟全面改革和發展的時代。國家能有今天，農民功不可沒。

　　這個時代，首先1982--1986年中央通過連續5個一號文件，確定了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為基礎建立農村雙層經營體制，給了農民生產經營的自主權。其次是通過國家出臺糧食超購加價50%的政策，讓農民多打糧食多掙錢。促使我國糧棉油等農產品產量大幅度提高，糧食總產量一躍登上8000億斤平臺，徹底解決了溫飽，扭轉了我國短缺經濟的局面。三是國家取消農業稅，進一步減輕負擔，促進農民增收，農民真是叫好。四是1986年中央1號文件根據糧棉油增產形勢，明確提出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商品生產，引導農民八仙過海，向市場要增收，勞動力流動轉移就業，打通城鄉壁壘，多渠道、多種經營掙錢，促進食品結構多元化。五是根據國際市場糧價低和我國沿海合資合作、三來一補企業外來大量流動就業的需求，提出開展國際大循環，用國外的資源置換土地，開展工業園和城鎮化建設，國力不斷提升。

　　順便說，改革時期，國家出臺對糧棉超購加價50%的政策，是在供應城里人和軍用的糧棉油不漲價前提下，中央財政補貼倒掛的。也就是說一方面要提高收購價，鼓勵農民生產，另一方面還要保持城市穩定，供應居民的糧食不漲價。所以，如果沒有這一招，改革就會傷及城里人的利益而夭折，整個發展就不會穩定。這是先期改革成功的技巧。

　　農村改革到了1987年以后，進一步放開市場，成為必然選擇，因為財政補貼倒掛已經背不起。打通城鄉交易通道，統籌發展城鄉市場是當務之急。一是需要進一步打破統購統銷時代的工農產品剪刀差，給農產品進入大市場以合理的定價權，以保護農民生產積極性。二是要建立農民的生產經營服務組織(農協會平臺)，發展社會化服務體系，解決一家一戶想辦而辦不到的問題，為鞏固完善家庭經營基礎地位加注推進劑。具體說，就是在新的形勢下，通過農村合作組織體系(農協會平臺)建設，把農民的生產經營活動組織起來，為他們解決采購、銷售、合作金融、互助保險、科技、利用、養老、醫療、青年、婦女等等問題。

　　但這兩個關鍵性的問題到現在也沒有形成組織體系，沒有解決好。為啥沒有解決好呢?

　　這一時期改革的難度加大，必須跳出農業抓農業跳出農村搞農村。要從中央統籌做頂層設計，出臺政策了。單從改革初期的農口自己解決的辦法玩不轉了。因為它涉及到了市場、金融、保險、醫療、養老的門類多了，需要制度創新了。而農口工作的多數領導同志大多都沒有這方面的閱歷和經驗知識，只能慢下來。這一點我1990年以后從農口轉到金融保險系統以后深有體會。

　　所以，到現在，你看到的問題都是老問題。一是采購和銷售問題。即農村小生產和城鄉大市場的矛盾沒有解決，供銷社萎縮了，新的流通渠道沒有形成主體。表現為市場無序化，還是多了砍、少了喊。也就是農民種多了賣不出去，少了供應不足，政府著急。例如，僅僅豬肉生產就經歷了幾起幾落，市場震蕩，農民損失慘重。二是農村金融改革不到位，信用社沒有回歸農民股份合作制的本體，搞成了一大二公商業銀行化，自己萎縮了。農民貸款難、貸款貴，各種小貸、網絡貸、高利貸滿天飛，打電話追你貸款，只要你上套就永遠還不起。三是農村互助合作保險體系，雖然國家多次提出鼓勵，但實際政策沒出臺沒組織平臺，發展不起來。農業保險作為農業災害補償制度被搞成了補貼性商業化保險，實際不是真正的政策性保險。產品服務跟農民連不上心，貼不上肉，滿足不了需求。變成了商業保險追求利潤最大化，分業務分補貼的饕餮盛宴。四是醫療方面新農合還需要完善，還跟不上農民的需求，農民收入低，先拿錢后比例報銷，有困難。五是養老國家投錢建了一些養老院，但農民退休養老金不夠，住不起養老院，有的破家難舍、故土難離，還不愿去養老院。六是一家一戶耕種土地成本高、收益低，青年人寧可外出打工也不愿在家種地，導致農村出現老農民老了，小農民跑了，村落凋敝，土地撂荒現象越來越需要重視。還有，農村留守老人孤獨寂寞和居家養老服務欠缺的問題需要解決，以提高他們的幸福感、獲得感和享受能力。

　　三，明天。唯有用改革的辦法解決改革發展中出現的新問題，農村才會鄉村振興。問題的關鍵還是毛主席說的：把農民組織起來。但不能再搞過去人民公社老的那一套，干部指揮集體生產、歸大堆、大呼隆和大鍋飯。這次與改革前不同，是解決生產關系落后生產力發展的問題。也就是像開汽車，改革前把檔掛高了，一下提到三檔，油門跟不上，要降到一檔，等起步走起來，再掛二三檔，再上四五檔。現在是檔掛低了，要求提高檔次，適應新發展的需要，要上體系和平臺建設，為千家萬戶生產經營提供保障服務。要修高速公路，高鐵軌道，才能適應發展。

　　《農村金融時報》： 鄉村振興從哪里振?

　　郭永利：要綱舉目張。綱就是國家要為農協會這樣的系統平臺建設立法和出臺政策，建立農村社會化服務體系，從上而下，上下結合，把各級農協會建立起來，賦予它采購、銷售、合作金融、互助保險、科技、利用、醫療、養老、青年、婦女等八大功能，為家庭經營加注推進劑，提供服務平臺，讓農民有序生產，穩定經營掙錢，不要在座過上車，安居樂業。

　　抓住了這個綱，從組織體系建設開始振，抓住了這個主要矛盾，其他就迎刃而解了。據說，我們農村改革的總設計師杜潤生先生曾為農村改革發展大致設計了三步進程。第一步是退一步進二步，解決溫飽問題。第二步是調整產業結構發展商品生產，解決掙錢問題。第三步是進一步理順市場和價格體系，建立合作組織體系，農民有自己的組織代言人，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現在看來，走了一步半，接下來還有一步半。關鍵在組織體系建設。(本報記者 孫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