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來，我國普惠金融實踐發展經歷了一個逐步深化的過程。2015年，國務院印發《推進普惠金融發展規劃(2016-2020)》，將普惠金融正式確定為國家戰略。前不久，中央財政下達了2018年普惠金融發展專項資金100億元，比2017年增加23億元，增長29.85%。這些舉措充分說明了國家對普惠金融的重視。經過近幾年的發展，可以明顯看到，我國金融產品和服務已廣泛普及，信息技術正深刻改變著金融普惠受眾群體的消費方式，普惠金融的使用情況、可得性、質量三個維度有了進一步改善。

當下，我國普惠金融布局版圖還存在哪些空白?接下來該如何發力?在近日召開的2018年中國普惠金融國際論壇上，浙江省聯社黨委書記、理事長王小龍給出了他的答案，他指出：“得‘散戶’者得天下。擁有小而散的客戶是金融機構實現長遠、可持續發展的關鍵。”

普惠金融的重點在農村

王小龍表示，中小金融機構在解決普惠金融“最后一公里”的問題上更有優勢。普惠金融的重點在農村、在基層，普惠金融所面對的服務需求大多是小而散，并帶有鮮明的地域特色，這就意味著做普惠金融必須先做大量的基礎性工作。但單從成本收益上看，這項工作并不劃算。“大型銀行由于實行全國統一的考核體系，偏遠地區網點的人均效益遠低于城市網點，所以大型銀行一般較難將資源配置到這些角落，有的甚至干脆把網點撤離一走了之。相比之下，中小金融機構只要利潤符合當地經濟發展水平就愿意在當地扎根，這正是中小金融機構應該發力的主陣地。”他說。

當前，金融科技的應用逐漸成為普惠金融工作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在解決成本效率問題上有巨大的優勢，各金融機構也在及時地跟進金融科技在普惠金融領域的實踐。在這方面，王小龍認為，金融科技不可能解決線下的所有問題。他舉例說，在農村信用體系建設中，信息對不對、數據增不增，都需要客戶經理挨家挨戶上門才知道。這個時候，農信機構人熟、地熟、網點多的優勢就充分顯現出來了。

“只要老百姓有需求，我們就義無反顧做農村金融的最后守望者。”王小龍介紹，浙江農信在系統性推進普惠金融的過程中，把加強金融基礎設施建設，攻堅“最后一公里”作為重中之重，收獲喜人成效。

目前浙江農信有4200多個營業網點，1萬多個“豐收驛站”，“豐收互聯”APP覆蓋全省1750萬客戶，基本實現了基本金融不出村，綜合金融不出鎮的普惠愿景。“我們浙江每10位老百姓就有8位是我們的客戶，每6戶家庭就有1戶獲得我們的貸款。”王小龍說。

扶貧要有階段性

浙江是全國城鄉收入差距最小的省份，扶貧工作也走在前列。在“扶貧的金融方案”主題論壇上，王小龍說，農信社成立的初衷就是通過合作金融的方式，幫助貧苦農民解決生產生活困難。一直以來，農戶貸款特別是扶貧性質的貸款基本上由農信社承擔。這充分體現了農信將服務挺在最前面的情懷和擔當。

在國家推進扶貧攻堅的規劃下，金融如何發揮更大的作用，探索出可持續的發展模式和方案?結合浙江農信的金融扶貧實踐，王小龍認為，第一，精準扶貧必須緊密圍繞黨委、政府的工作，扶貧工作需要財政金融的大力支持;第二，金融扶貧必須因地制宜，創新產品和服務;第三，金融扶貧的內涵必須不斷地深化。“因此，金融工作必須與時俱進，扶貧有階段性，但是金融服務永遠在路上，最終的目標是更好的滿足老百姓對美好生活的向往。”王小龍總結道。

在談及中小金融機構該如何在致力于脫貧攻堅，發展普惠金融時，王小龍認為，金融機構的積極作為是需要的，同時也需要建立起能夠與改革發展相配套的體制機制。

“其中一個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就是要進一步明確中小金融機構的定位，包括政策定位和市場定位。在政策定位上，應當加強頂層設計，進一步確保中小金融機構不跨區域，堅持主業，做自己該做的事，把服務做到極致。在市場定位上，中小金融機構應明確主要服務對象，找準發展空間，做自己擅長做的事，實現商業的可持續。”他指出。

具體到農信社方面，王小龍表示，他贊同中央提出“保持農村信用社現有法人地位和數量的總體穩定”的說法。“當前最迫切的是如何將中央反復強調的這一政策真正落地，這既需要制定配套的監管政策，對農信社業務范圍進行嚴格的規范，也需要在準備稅收、業務準入等方面予以一貫的優惠政策支持，這離不開有關部門、各級地方政府、專家學者以及社會各界的共同努力。”